成都某高科技企業一位人事經理因求愛不成，強行擁抱、親吻一名女員工，并卡住受害人頸部致其軟組織受傷。近期，該人事經理因強制猥褻婦女罪被法院判處拘役5個月。(7月15日《成都商報》)

　　有關媒體報道該案件時，聲稱這是2005年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對“性騷擾”立法之后的第一起因性騷擾而獲罪的刑案。但在筆者看來，此案雖由性騷擾始，歸根結底是法院所認定的“猥褻犯罪”，而不是一般性質的性騷擾。盡管2005年《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后，將“性騷擾”首次寫入中國法律，曾贏得坊間一片歡呼。不過其后的歷史卻證明，“性騷擾”訴訟依然寥寥無幾，“不敢打”、“打不贏”的困境未見改變。

　　反性騷擾的執法效應之所以乏善可陳，根源還在制度設計。修訂后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僅有兩條針對性騷擾的簡單法條，并未解決性騷擾如何界定、取證、量化法律責任等一系列實質問題。而過于粗線條的法律制度設計，更多地起到了表面“震懾”作用，卻很難游刃于司法實踐。

　　因此，需要在更多的相關法律中為“性騷擾”量身定做法律責任。比如，為了遏制職場性騷擾，有必要借鑒法制發達國家的做法，在勞動法中增加雇主責任，要求雇主為員工提供不受騷擾的正常工作環境，在企業內部建立起包括投訴程序、投訴受理機構等在內的反性騷擾機制。如此，性騷擾更容易在庭外解決，也符合我國傳統文化的特點。

　　□阿計(北京 媒體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