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也許并不在于協管員的一些違法執法慣例被取消，而在于這些違法執法行為因何就成了慣例？這些慣例又因何只有借助于行政體系內的通知或文件才能被取消？

　　按照公安部的要求，北京交管局已經正式下發通知，停止交通協管員粘貼《違法停車處理告知單》的工作。有媒體樂觀估計，今后，市民將不會再在街頭見到協管員對違法停放的車輛“貼條”、拍照的場面。(6月10日《北京晚報》)

　　其實，公安部5月上旬專門發出的《關于加強交通協管員隊伍建設的指導意見》，也只是一個部門“意見”，而不是我們所說的“法”。何況對于公權力而言，法無明文授權即不可為。沒有任何法律授權的交通協管員因此也不能享有任何執法權，更不用說為其下發罰款指標了。

　　但交通協管員長期以來卻是作為“編外交警”而存在的。依報道中的說法，2005年以前，北京的交通協管員除可以“貼條”之外，還可以用攝像機拍攝一些動態違法畫面，如機動車“軋實線”、走公交車道等。直到2005年下半年起，協管員的這種“代替交警執法”的職責才被交管局明令取消，僅保留對違法停放的車輛“貼條”的功能。以法治視角來觀察，問題也許并不在于協管員的一些違法執法慣例被取消，而在于這些執法行為因何就成了慣例？這些慣例又因何只有借助于行政體系內的通知或文件才能被取消？

　　再以更寬廣的視野來觀察行政執法，其實多個部門有類似“協管員”的存在，也有“協管員”違法執法的影子。比如與巡警和治安警察相對應的，就有支龐大的“治安員”隊伍長期存在。4年前，公安部曾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對聘用的治安員隊伍進行專項清理，3年內全部清退。如今大限已過，從公開的報道來看，一些城市都紛紛將治安員隊伍從公安內聘轉由縣、區政府直接招募，再交由當地公安機關統一管理和指揮，以化解公安部門的“專項清理”。在這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虛與應對背后，暴露出法律的無奈與法治的不彰。

　　有一個描述“官僚病”的“帕金森定律”認為，一個不稱職的執法人員，可能有三條出路：一是申請退職，將位子讓給能干的人；二是讓一位能干的人來協助自己工作；三是任用兩名水平低的助手。對于不稱職的官員來說，往往選擇第三條道路———有兩個平庸的助手來分擔他的工作，而自己又能高高在上發號施令，同時也沒有人成為自己晉級的障礙。某些行政機構之所以機構重疊，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拜此“官僚病”所賜。近年來的不少個案都證明，種種編外執法者還屢屢作為出事之后的“替罪羊”而被公之于世。

　　既然在法律上，“協管員”還依然“妾身未明”，那最好不要讓他們“進門”得好。免得到頭來，又是“取消”，又是“清理”的，何苦來哉！

　　□王剛橋(湖南 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