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男性扎堆，沒有一個異性的地方，我們會聽到這樣話粗理不粗的話：“只要是個母的，就是漂亮的”。那么，在一個女性扎堆，男人稀缺的地方呢？據4月23日《生活新報》關于“農民‘西門慶’與十余少婦有染，被村民亂棒打死”的報道告訴我們：惡棍也會變成女人的“偶像”。

　　這位叫杜鳳華的農民“西門慶”之所以能夠對這些婦女為所欲為，是因為男人外出打工之后，該村慢慢成了當地人形容的 “寡婦村”。家中沒有頂梁柱，也沒有安全感，這些留守婦女那微勢的力量常常抵不住一個惡棍的沖擊，所以才會出現一些留守婦女們將杜鳳華這名始終以蹂躪她們的肉體為目的的惡棍，看成了各自精神和身體上的依靠。這樣說并非詆毀那些留守婦女，而是對她們的處境深表同情。她們在默默操持著家務的同時，也飽受著對丈夫相思之苦的煎熬。她們用大山一般的隱忍和沉默，為中國城市的發展奉獻著自己，說她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付出者之一實不為過，她們是可愛的人。是誰讓她們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寡婦”？是城鄉二元割裂的體制。換句話說，農村留守婦女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下，城鄉二元體制的產物，是“體制性寡婦”。

　　從農村角度看，那里有賴以生存的土地等資源，他們不能夠一走了之，不守著就可能變成無根的浮萍。從城市角度看，由于戶籍等一系列的門檻，一個農民工要在城市安身立命并非易事，更不要說拖家帶口。割裂的城鄉，讓這些婦女就處于十分尷尬的生存處境之中———走不能走，留又留得十分可憐。

　　前幾年，有人注意到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其實，留守婦女同樣是一個大問題，兒童關系社會的未來，婦女關系家庭的和諧。將“留守問題”當成一個社會問題來思考，而不是分散地讓每個家庭默默地承擔，理應成為政府的責任和社會的援助對象。總之，如果說發展必須要讓一些人付出代價的話，那么我們能不能將這種代價盡量減少到最低？這就是實實在在的以人為本，這是我們可為之處，關鍵就在于有為還是無為。 (廖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