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三女生玲玲(化名)成績優秀，但因為“黑戶”(沒有戶口)無法報名高考，服毒自殺，幸遇及時搶救。問到為什么自殺，玲玲回答：“就像一群烏龜都有尾巴，而有一只沒有，就覺得別扭。”(據《新京報》、《法制晚報》報道)可見高考報名只是一個誘因，做了17年“黑戶”的她，心中一直忍受著屈辱。“黑戶”是一個老問題，不少孩子在這種屈辱中成長。

　　報道的結局，卻給人們帶來希望：警方告訴玲玲的父親，根據新的規定，你的孩子可以辦戶口，情況特殊的話，集體討論會準予特批。如果解決“黑戶”是這么輕而易舉的事，很容易讓人懷疑這個父親不夠盡職，懷疑這個孩子過于輕生了。但細看又不是這樣，父親和孩子都應該為戶口做過多番努力了，警方還幫他們出過找到母親結婚再離婚的主意。

　　難道因為自殺事情就容易辦了？那么它是否具有普遍的應用價值？17年的“黑戶”生涯，警方一句“集體討論特批”就輕輕勾銷了？我相信跟玲玲一樣在屈辱中生活的孩子還有很多，這么好的辦法為什么不想辦法告訴他們呢？

　　我滿心疑惑地查了一下，才發現這個規定是這樣的：父親為本市戶口、母親為外省市戶口，不滿18周歲以下的未成年子女申請隨父親入戶的，須符合本市計劃生育政策，原則上只解決一名子女。

　　玲玲為什么成了“黑戶”？不就因為她的父母沒有結婚就生了她，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嗎？警察拿出的這個所謂的新規定，明明也拒絕為這樣的孩子辦戶口啊，為什么聲稱可以解決呢？是否存在先答應下來再說、應付一下當事人和公眾情緒的想法呢。

　　我并不是說，玲玲的事就不給解決了。往往這樣的事，都可以當成特例。但是那些還沒有自殺的“黑戶”孩子呢？這個案例對他們有什么用嗎？如果說有用，難道就是教人走極端，引起新聞媒體關注，然后當作特例解決？

　　也許警方可以出主意，讓事情表面上看起來合法，比如找到孩子母親結婚再離婚，或者到法院起訴。在媒體的關注中，他們可以幫助玲玲的父親把這些事情都辦得非常順利。但是那些沒有自殺的“黑戶”孩子呢，他們的父母可以辦得這么順利嗎？

　　父母犯下的錯誤要由孩子來受罰，已經分手的男女必須結婚，這顯然是荒唐的。如果這種荒唐的現實不予改變，再多的自殺也只能解決特例，而沒有普遍性的救濟價值。

　　□長平(廣州 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