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曾以認乞丐為干爹等極具轟動效應的舉動進入公眾視野的珠海斗門區政協委員、地產商人賈永清，在“防艾日”來臨之際，在旗下一個招待所辟出專門房間，設為“農民工性福之家”，以十元一晚的低價為農民工夫妻提供愛巢，凡有當地務工證、攜結婚證的農民工夫妻都可以大大方方入住。(11月29日《廣州日報》)

　　不可否認，一個農民工家庭的“性”福問題，在一個國際化、現代化的城市里難免會被當成小事。可是小事不小，它折射了當今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歡樂與痛苦，也必將伴隨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全過程。衛生部公布的數字顯示，我國有80%外來農民工處于性饑渴狀態，這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社會問題。它不僅危及農民工的心理與精神健康，潛在地影響著工作效率與安全，也是社會不穩定的誘因之一。賈永清打造低價農民工愛巢，還聯系當地防艾辦把“關愛性健康，預防艾滋病”活動送到農民工身邊，不僅為農民工的“性”福生活提供了保障，更為民間遏制性病帶了個好頭。

　　對弱勢群體生命、生活的人文關懷，彰顯著社會的文明和進步。關注農民工，決不僅僅是幫農民工討要工資、允許農民工入住城市，也應當包括給農民工性權利以救濟。有關方面應該從人性化的角度出發，關注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保障其基本權利，更應建立完善社會政策，重點保護農民工這樣為改革的發展作出巨大犧牲的弱勢群體，以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公平。歐洲發達國家在經歷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曲折之后，逐漸形成了起完善的社會政策，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拉美國家由于社會政策的滯后而出現的“拉美化”現象則為我們敲響了警鐘。

　　只有解決了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才能從根本上真正解決農民工的權益維護問題。我國社會發展正處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關鍵時期，一定程度上說，農民工合法權益能否得到保障，將直接影響到這一進程的順利與否，而農民工作為當前中國社會的一個弱勢群體，完全依靠自身的努力是很難實現市民化的，因此，建立起以公正為理念的社會政策支持系統刻不容緩。

　　我國的農民工人數眾多，問題的涉及面廣，完全依靠政府部門來實施社會政策，顯然是力不從心。“農民工性福之家”提供了一種啟示———各種社會力量的迅速成長，為社會政策的實施創造了便利條件。政府應該是社會政策的主要實行者，同時還要廣泛吸納社會各界共同參與，構建一個包括政府、非營利組織、城市社區、家庭等在內的多元行動主體系統，形成一個社會各界共同關注農民工的良性局面。

　　作者：郭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