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工作人員從收到裝有《社會新聞報》的信封上發現，信封為河北省廊坊市印刷，于是立刻致函營口市公安局，并在當地警方的支持與配合下，查到了與《社會新聞報》有過印刷業務往來的“邊城印刷廠”。

　　據幫助聯系業務的中間人仇克棟說，2005年下半年，自稱為中國國際新聞傳播出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社會新聞報》社長的高揚，讓他印制了工作證、記者證各100本，每本7元。2007年5月，高揚為更換記者證和工作證，又讓他印制了100本記者證和工作證，價格仍為每本7元。而印刷《社會新聞報》的業務因價格原因，雙方沒能談成，高揚交給了另外一名廊坊人去印刷。

　　在掌握上述證據后，營口市中院認為，《社會新聞報》屬于非法出版物，高揚是假記者。

　　另外，營口市中院還從營口市駐京辦事處和一些當事人中了解到，沖擊營口市中院等多起事件均是高揚一手策劃的，并造成了從9月2日至5日營口市發生162案次進京滋事的嚴重后果。于是，營口市中院決定先對高揚實施司法拘留。

　　9月21日，北京市朝陽區警方在營口市中院的請求下，在高揚租住的房屋內將其抓獲。24日下午，高揚被公安機關按照追究刑事責任程序進行了處理。

　　懷才不遇

　　他想把非法小報辦得家喻戶曉

　　9月24日，記者見到了高揚。

　　坐在記者面前的他試圖保持平靜，但是他那東張西望的眼神透露出了內心的不安。

　　今年39歲的高揚系河南省達縣人。據他自己講，他1993年畢業于某大學新聞系，先后在兩家知名媒體從事采編工作。2004年，全國范圍內進行報刊行業整頓時，他成了一名下崗記者。

　　下崗后，高揚仍想在媒體方面發展，但是，他并沒有走正常的路子，而是辦起了非法小報。

　　在媒體界打拼多年，對媒體方面有一定知識積累的高揚，首先把“辦報”的目光瞄向了香港。

　　“香港‘辦報’條件比較寬松，只要在商業登記署和稅務署登記即可，因此，我首先于2004年4月在香港注冊成立了中國國際新聞傳播出版集團。隨后，由秘書公司辦理了《社會新聞報》的有關手續。”高揚對自己辦報經過娓娓道來。

　　而從營口市中院到香港有關部門調查的結果可知，在香港的商業登記署和稅務署并沒有查詢到所謂的《社會新聞報》。

　　記者從高揚自辦的幾份《社會新聞報》上看到，幾乎每期報紙頭版的顯著位置都是知名人士的照片。

　　當問及高揚這么做有何意圖時，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為了擴大報紙的知名度。”

　　“你想把這張報紙的知名度擴大到多大呀，有沒有一個目標？”記者追問道。

　　“我想把它辦得家喻戶曉。”高揚說完這話，自己都笑了。

　　連哄帶嚇

　　社會上招募“記者”幫助斂財

　　北京市朝陽區世紀東方嘉園小區里一個90平方米的兩居室，就是高揚自辦的《社會新聞報》的真正“社址”，也就是其辦公地點。屋內擺設極為簡單，廳里擺了4臺電腦，室內放著1臺電腦。

　　據高揚自述，《社會新聞報》開始時為周報，今年初因業務量小的原因，改為半月出一期。他是主編，有時也會以首席記者的身份親自出去“采訪”，營口這幾次都是他親自去的。

　　高揚聘任的制版員將采訪完的稿件和一些從網上下載的稿件排完版后通過電子郵件發給印刷廠，隨后，《社會新聞報》在一些印刷廠的違規操作下就出爐了。

　　高揚交代，他手下有十多個人幫助“采訪、收集新聞”，這些“記者”的證件就是他花7元錢從廊坊市的小印刷廠偽造的。

　　高揚手下還有一些“特約記者”或“通訊員”。這些人不但給高揚提供“新聞線索”，還幫助他向當事人收取報款等錢物。

　　據高揚交代，找他要求在報紙上曝光的當事人除了承擔正常花銷外，還要給他千八百元。他到營口幾次共掙了近兩萬元。

　　為了收取錢財方便，高揚自辦《社會新聞報》后，成立了一家廣告公司，由其未婚妻任法人代表。

　　據高揚交代，他的收入主要是來自正面報道的加印報紙款，另外還有一些軟廣告，兩年多獲利有五六萬元左右。而法院的辦案人員說，高揚如此說法顯然是在避重就輕，想逃避法律責任，相信案件移送公安機關后，隨著偵查的深入開展，高揚的非法獲利情況會真相大白的。

　　發人深思

　　假記者頻頻得手原因何在

　　記者在采訪時了解到，近年來，假冒記者到基層行騙的事件屢屢發生，而有很多企業和政府部門明知這些記者是冒牌的也聽之任之。

　　一位干部坦言，假記者之所以能夠橫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很多人眼里，記者是手眼通天的人物，他們可以利用工作之便，認識大人物，做一些別人做不了的“工作”，也可以利用媒介，夸贊或者毀掉企業與個人的前程。

　　高揚交代，自辦《社會新聞報》兩年多以來，除了這次栽到營口市中院外，他不但從未遇到過阻力和障礙，而且還多次受到被采訪單位的熱情招待。

　　“工作”的順利開展讓高揚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他說，今年8月份，他還向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遞交了參加十七大會議報道的申請。

　　假記者為何屢屢得逞？杜林奎認為，主要原因就是“我們被騙的部門和個人本身可能存在著問題”。

　　“這些部門和個人為什么怕？說白了，不就是怕曝光么？正因為有一些應該曝光而來不及曝光的問題存在，才有了假記者行騙的空間。”杜林奎說。(記者 霍仕明 張國強)

　　記者手記

　　什么都有假的，記者也不例外，假記者可惡，不僅因為他們騙錢騙物，更重要的是，他們損害了新聞工作者的形象。新聞工作者肩負著社會的責任，他們為社會所信任，為百姓所信任，而一些招搖撞騙的假記者恰恰損害了這種信任，擾亂了社會秩序。因此，對這些假記者必須依法懲處，決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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