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項調查(4332人參加)顯示，91.8%的人對虛假代言表示“憤怒”(據4月9日《中國青年報》)。但是，當我們只能為明星虛假代言而憤怒時，海峽對岸的臺灣省卻采取了雷厲風行的動作。近日，臺灣破獲了一起利用藝人代言推銷假藥的詐騙大案，有36名藝人牽涉其中，目前已有6人被捕。據初步估計，該集團8年來詐騙了超過200萬臺灣地區民眾，詐騙金額高達10億元新臺幣。

　　“代言假藥被捕”猶如一記警鐘，敲碎了某些明星“代言產品拿錢走人”的迷夢。原來代言產品出現嚴重質量問題，不光相關企業要被追究責任，那些連產品都沒見過、用過，就敢于在屏幕上表現“數十年如一日地使用該產品”的明星，其代言行為也會被視作違法的欺詐。

　　內地某些明星代言虛假偽劣產品，之所以成為一種行業潛規則，就在于其違法成本與巨大收益嚴重倒掛。一旦產品有問題被曝光，明星多半安然無恙、問心無愧，將責任統統歸咎于企業或有關部門監管不嚴，仿佛自己倒成了受害者。我倒想問一聲：難道明星代言虛假產品，不是將自身與企業捆綁在一起，構成對消費者共同蒙騙的利益同盟？明星們所收的巨額代言費，不是從消費者身上刮下的民脂民膏？

　　我們經常為當下社會信用失范的現象擔憂，其實一些人把信用不當回事，濫用透支信用，根本原因是在某些領域，存在著守信與失信之間的二律背反效應———越是失信賺取的利益越多。失信被籠統地劃歸為道德行為，而忽視了其背后隱藏著深遠的社會風險：失信行為的普遍化造成社會秩序紊亂，信用欺詐行為升級，每個人都要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

　　因此，我將“明星代言假藥被捕”看作是運用法律，整頓社會信用秩序的一個具有啟發性的案例。名人代表一種公眾形象，他(她)靠公眾形象獲得巨大的經濟與社會利益，按照現代社會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原則，我們就要防止和懲罰一些明星“搭便車”的投機行為。這樣做的目的絕不僅是為了杜絕假廣告，而是向全社會提供公民教育的范本———任何人都不能利用自身擁有的強勢資源，超越基本的社會規范。名人與普通人都必須為違背信用、尤其是危害他人權益的行為，受到法律追懲。

　　作者：畢舸(廣東媒體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