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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楊健

　　最近采訪科技界人士，兩次聽到同一個故事：1940年，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擬成立民族研究所，總干事傅斯年多次登門，請知名語言學家李方桂掛帥。李堅辭不就。逼得沒辦法了，只好說：“我認為，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當所長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聽后，長揖而退：“謝謝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講故事的人認為，李方桂的說法雖有失偏頗，但真實地反映了一個科學家對做學問和做官的態度。如今，對自身價值如此自信的學者已經不多了，因為他們所處的學術環境正遭遇“官本位”思想的嚴重干擾。

　　副教授享受處級待遇，教授享受副局級待遇，院士享受副部級待遇……每個專業職稱都與某個行政級別嚴格對應，官位高低一定程度上竟成了衡量科技人才的標尺。學有所成者往往被委以行政重任，看似“重視人才”，實則恰恰是學問沒有地位的證明，似乎只有“做官”，才能讓研究者的價值得到體現。

　　價值評價體系的扭曲，可能會讓一些很有學術前途的青年人才逐漸失去學術創新的興趣。更令人憂慮的是，一旦走上校長、所長、系主任等行政管理崗位，申請課題經費、發表論文、出版專著、參評科技獎，都比普通科研人員更有優勢。日久天長，不少“一等人才”遠離科研一線，學術生命枯萎。

　　公平地講，選擇做學問還是搞管理，并無高下優劣之分，行政管理同樣需要有學識、有能力的人才。反對科技界的“官本位”，不是說所有的科研人才都不能轉行做管理，而是要改變重職位、輕學問、“學而優則仕”的人才評價標準和價值取向。這樣做的目的，不僅是給專業人才創造一個相對寬松優越的科研環境，保持其創新的銳氣和動力，更重要的是尊重他們在各自領域內的獨到見解，讓科學精神獨立于“長官意志”而發揮作用。

　　去年8月，溫家寶總理到湖南考察。在超級水稻試驗田邊，總理緊緊握住袁隆平的手說：“袁老師，您到我的辦公室來看過我，今天我到您的稻田來看您。”他堅持請袁隆平先上車，并坐在靠窗的座位，一起前往研究中心。

　　很多人看到這條消息都很振奮。一名大學中文系教師有感于總理對知識和人才的尊重，以“禮賢下士”為題，讓學生寫一篇議論文。誰知作文交上來，大多數同學都把“下士”解釋成了“手下人”。這位教師為此感慨萬千：“我真沒想到，那么多年輕人在人才受到官員的尊重時，竟會下意識地認為這是‘手下人’得到的超常待遇。這樣看來，要改變長期形成的‘官本位’思想，增強學術界獨立的創新精神，要走的路還很長。”誠哉斯言。

　　(摘自《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