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wù)經(jīng)書面授權(quán))
文/許知遠
“像約瑟夫一樣生活”,在經(jīng)過南京市中心時,我被眼前一塊巨大的廣告牌嚇住了,這是一幢名叫“約瑟夫公寓”的地產(chǎn)項目,除去它是一個英文名字,我不知道“約瑟夫”是誰,又代表什么。
廣告上的畫面提醒我,那是歐洲電影里的生活:在一個落雨的下午,我在唐山碰到了“貝弗利山莊”,廣告牌上,那個珠光寶氣的女士正在喝一杯咖啡;我在北京的家對面是“哈佛館”,每天上班的路上,我看到接連不斷的“澳洲女人”別墅、格林小鎮(zhèn),或是東方銀座……
我不斷地在那種造價昂貴、色彩鮮艷的廣告牌上,看到18世紀的、19世紀的、20世紀的西方面孔,他們配戴著假發(fā),拄著手杖,或牽著一匹馬,揮動著高爾夫球桿。
似乎中國每一座城市,都出現(xiàn)了“曼哈頓”,一位成都的朋友告訴我,一幢“格林尼治”公寓豎立在他家的對面,而一個新社區(qū)干脆起名叫“摩卡•筑”,只因為摩卡的咖啡香,變成了新興中產(chǎn)階層的標志之一。
我還看到數(shù)不清的這樣的形象:標榜是正宗東方特色的太湖珍珠,佩戴在一個金發(fā)碧眼的姑娘的脖子上;一件百分之百溫州產(chǎn)的西裝,一定要套在一個頭發(fā)鬈曲、高鼻梁、藍眼睛的小伙子身上,品牌的名字,則是某個英文單詞蹩腳的中文翻譯……北京、上海、廣州的商業(yè)中心區(qū),那些穿戴時髦、自認為是精英的男男女女們,相互叫著“斯蒂芬”、“凱勒”、“珍妮”,以至于我在一家公司工作4年,仍然不知道對面那個女孩子的中文名字,因為人人都只知道叫她“多蘿西”。
在短暫的新聞生涯中,我不斷地聽到那些雄心勃勃的記者與編輯說,我們要做“中國的《新聞周刊》”、“中國的《紐約時報》”;那些時尚雜志談?wù)摰挠肋h是“紐約流行什么”,“米蘭流行什么”;在談到一位中國名人時,我們會說,她是“中國的奧普拉”,“中國的唐納德•特朗普”,“中國的杰克•韋爾奇”。甚至一些最負盛名的機構(gòu),也不能免俗,一位北大學生或說自己的學校就像是“中國的哈佛”,清華則變成“中國的MIT”……
這是每個中國人都習以為常的景觀。我的國家,一方面看起來信心十足,她興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壩,修建了一條非凡的鐵路通往西藏,將航天員送上了太空,向全球供應(yīng)衣服、鞋帽、電視機,她的人民成群結(jié)隊地到巴黎、紐約購物;另一方面,卻似乎永遠缺乏信心,她的坐標系是別人提供的,需要別人的贊揚和肯定。
有時候,我會覺得,中國就像是一個突然被推入現(xiàn)代世界的遲到者,步伐慌亂,把中山裝換成了西裝,用“米歇爾•王”取代了“王有才”,早餐上吃的是橙汁、火腿,而不是豆?jié){、油條,從胡同搬進了“東方曼哈頓”……
但她自己的生活又是什么?那些一心要恢復傳統(tǒng)文化的人,顯然是錯了,對于如今的中國人來說,《大學》與《論語》的確并不一定比莎士比亞的名言更親切。文化傳統(tǒng)從來就不是僵死的,它不斷變化、接納新元素,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中國一直是一個被動的消費者,她接受外來的技術(shù)、思想、觀念、生活方式,都是來自于19世紀的德國與20世紀初的俄國……
但是,在今天,我們必須重新建立某種自信心。這種自信心,既不是對那種早已不復存在的傳統(tǒng)的推崇,也不是出于對現(xiàn)實狀況的自滿,而是確信,一個社會在面臨轉(zhuǎn)變時,這種充斥著痛苦與喜悅的生活,其本身就是具有意義的。
我們要坦誠地承認,我們在精神生活方面還很匱乏。不論使用多少別人的名詞,來武裝自己,或者逃避其中,我們也不可能變成別人。我們穿著那個歐洲小伙子所穿的西裝,住進格林尼治,每天都喝摩卡,你仍是你自己,仍有著你自己的悲傷、孤獨與喜悅。在這些真實的悲傷、孤獨與喜悅到來時,那些從別人手中借用的標簽,顯得多么荒唐。
(摘自《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