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生于50年代的人談魯迅，心情是極復雜的，

　　正如陳丹青所說，“我們這代人歡喜魯迅，其實是大有問題的。”

　　朱大可——文化批評家，生于1957年。現從事文化批評，文風犀利新銳。

　　中學時代，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讀完了《魯迅全集》。我是在魯迅的話語搖籃里長大的，在某種意義上，我就是魯迅的孩子。除了他，我還能崇拜誰？我們的文學蘇醒都是從魯迅開始的，我喜歡魯迅的長相，他的酷勁，他的氣質，完全超越了同時代人，具有罕見的視覺力量。

　　在當時，對于魯迅的官方評價，我們沒有任何反思力。魯迅在論戰時喜歡稱敵手為“狗”，例如他稱梁實秋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又稱施蟄存是“叭兒”，他都可以這樣開罵，我們為什么不能？

　　對我來說，魯迅的真實面目，直到1990年后才逐漸變得清晰起來的。特別是1994年到1999年在澳大利亞的生活，是我心智走向人類化的過程。在遙遠的島嶼，我獲得了理性反觀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契機。

　　反思魯迅，是對新文化運動進行整體反思的一部分。我一直堅持要把早期的北京魯迅和晚期的上海魯迅分開。

　　北京魯迅無疑是現代中國最杰出的作家，他的《吶喊》《彷徨》《野草》《墳》和《故事新編》，具有無與倫比的魅力。但上海魯迅卻是需要反思的。他在晚年失去了愛，只剩下仇恨，他的晚期仇恨政治學被人利用，成為歷史暴力的話語源泉。這是魯迅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魯迅本是復雜的人性組合體，他的單一造型誤導了民眾。應當把魯迅還原成人，而不是一尊完美的金剛神像。

　　反省魯迅，也是反省自身，也是學著從自己的書寫里削弱、刪除那些仇恨和暴力的成分。魯迅那種人身攻擊方式，為世紀下半葉的暴力話語，提供了激進的榜樣和道德合理性。

　　這方面我有深切的教訓。我不是完人，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不斷自我調試——一方面保持文化批判的力度，一方面避免人身攻擊。這是一種平衡游戲。我時常感覺自己像一個體操運動員，艱難地行走在話語的鋼絲上。

　　魯迅和胡適都是杰出的原創者，而不是守望者。還原和重新認識魯迅，就是要正確地清理他的話語遺產，過濾掉不健康的部分，復興他所發動的文學事業。

　　魯迅是仇恨的象征。面對腐敗和不公正的現狀，仇恨是可以理解的。仇恨為社會批判提供了強大能量。但僅有仇恨是遠遠不夠的，一個精神健康的社會，應當是魯迅先生和冰心女士的組合體。這就意味著我們不僅要向魯迅學習批判精神，也要向冰心學習博愛，而在終極的意義上，愛才是支撐社會生長的偉大支柱。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