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現在，反主流文化、反精英文化的紀錄片是比較叫座的？

　　賈樟柯：實際上反“主流文化”的影片還是太少了，現在你會發現，更年輕一代的人，他們對于主流的認同會比我們那時候強很多，他們的反叛性在喪失。

　　從文化上能看出來，80年代的時候，大家不約而同地喜歡非主流的文化，比如說朦朧詩和搖滾樂。跟主流意識有距離的文化，天然的受到了追捧，因為年輕人跟社會有一種天然的緊張關系，這種關系會帶來社會的進步。

　　現在看來，這種意識和文化是太少了，特別是年輕人，他們基本上認同電視所制造的那個價值觀念。最明顯的表現是，我們當年上學的時候，至少是把電影當作一種藝術，是很嚴肅看待的。最近我聽到，更年輕的小孩，他們的說法是“別跟我談藝術”。就好像是羞于談藝術，他們會大談票房，最后他做的東西也許也會完全沒有票房，但他會認同這種主流的觀念，現在的問題，不是感嘆非主流太多，而是太少了。

　　“輕易不要去點燃一個人的理想”

　　中國新聞周刊：我注意到，在拍《站臺》的時候，你的表弟韓三明出演，《三峽好人》的主角就是他，之前的《世界》里也有他，為什么要找他參與你的電影？

　　賈樟柯：他是在我的電影里逐漸地浮到前臺，1999年在《站臺》里，拍的那個煤礦就是他生活的地方，他在和礦上簽生死協定。只不過有一個虛構，就是劇中他不認識字，生活里他上過初中。在《站臺》里他是有色彩的一筆，到《三峽好人》的時候，他逐漸地呈現在全景里面。

　　他本身不喜歡表演，我喜歡他的形象，他的目光，我覺得特別有那種羞澀、尖利的感覺，很復雜，很感人，還有憂傷。

　　對他在《三峽好人》里的表演我很滿意，一些看過片子的人說他的眼神比梁朝偉還厲害，節奏感非常好。他是一個經歷過生死的人，長時間地伴隨著危險的生活，完全是寵辱不驚，很淡定。他比整個電影里人的節奏要慢半拍。在非常紛亂的一個環境里，他要盡量保持鎮定，從而給整個電影帶來一種特別有意思的節奏。

　　拍完電影后，他前一段時間還在下礦，我讓他來我們辦公室做飯，這最起碼安全一點。

　　中國新聞周刊：他有沒有可能成為專業演員？

　　賈樟柯：表弟只可能有機會出現在我的電影里，不可能成為他的一個職業。

　　有人開玩笑說，我要跟你簽約，這些話都是不負責任的，輕易不要去點燃一個人的理想。對于一個35歲的礦工來說，讓他生活得更平靜一些不好嗎？現實就是現實。

　　中國新聞周刊：拍電影時，你和表弟之間找到共同話題沒有？

　　賈樟柯：這么多年，我們平時很少見面，一般只有過年回家見到。他不會表達，就是看著我笑。

　　我一直見他穿一件中山裝，那個中山裝就是我父親送給他的。從我上大學一直到現在，每次見到他，除了夏天，他都穿著那件衣服。就跟他的節奏一樣，他是一個不變的，恒定的形象。

　　我們兄弟倆也找不到更多深入交談的共同話題，只有通過拍電影才了解了他的一些生活。比如說，到了四川拍片子，我就很擔心，因為有很多人要和他搭戲，他講的是汾陽普通話，其他很多人都講重慶話，我擔心他聽不懂。而他就跟我講“我能聽懂，我們礦上很多四川人”，這樣，通過拍電影我就開始慢慢了解他的生活，重新有了一些交流。 ★

　　(陳園園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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