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聯合國艾滋工程正式開始運轉時，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以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全都大幅度削減了他們的預算投入，而且在整個90年代期間都沒有增加。

　　皮奧特當時依然是高層決策圈的局外人。后來，他認為自己也許應該更大膽和主動些，但他當時真不知道該做出何種努力。最終，皮奧特還是回到了防治艾滋病的努力上。

　　他竭力尋找出那些實際可行的方法，譬如，在吸毒者中開展更換注射針頭計劃，在醫療條件差的地區探索可行的醫療方法，并給類似的項目提供小規模資金支持。此外，他還派遣科學家幫助地方政府和救濟機關展開防治艾滋病的活動。通過這些活動調查出的證據更可怕。1997年，UNAIDS估計全球有3000萬人攜帶有艾滋病毒，單比1993年就增加了800萬人；1993年，230萬人死于艾滋病；疫情正迅速向南亞地區擴散，目前該地區已經有300萬病毒感染者。

　　數字讓醫療專家們感到震驚，卻對政客和媒體不起任何作用。格雷戈·貝爾曼在他2004年出版的《隱形人民》(The Invisible People)一書中描述說，上世紀整個90年代，美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艾滋病預算資金平均為每年1億美元，而其國內艾滋病防治預算卻高達每年100億美元。

　　僅僅把艾滋病問題限制在衛生防治領域絕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好辦法，皮奧特不得不考慮政治領導人如何看待艾滋病問題。

　　到新千年到來時，皮奧特終于警醒，政客們關心的不是健康衛生，而是經濟和安全，健康話題只是他們辦完手里的事還有余錢時才會談論的。為此，皮奧特改變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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