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文/葉淺予
與戴愛蓮:婦唱夫隨
1938年,我取道越南去香港。在駐港各方的支持下,對外宣傳畫刊《今日中國》順利出版。我作為主編,和香港有關各方聯(lián)系廣泛。有一天,以宋慶齡為首的保衛(wèi)中國同盟派秘書廖夢醒大姐來找我,說孫夫人要為延安的國際醫(yī)院籌措一筆購置醫(yī)療器材的基金,特邀請一位從英國來港的華僑舞蹈家戴愛蓮舉辦一次表演會,要我在宣傳方面給予支援,并替我約定和戴氏見面。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舞技嫻熟,可是說一口英語,我的英語只有中學程度,如何對付得了!彼此之間交流思想只好打手勢,還有時用圖畫。一星期之后,我們成了熟朋友。她說她初到香港,只能和英語階層交往,我是她所認識的惟一來自抗戰(zhàn)大后方的中國人,所以她對我有特殊的親切感。大概經(jīng)過半個月光景,我們之間由社會人的關系升華到生物人的關系,速度相當快。
演出之后,戴告訴我,她想去延安,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革命事業(yè)獻身。我說,我為《今日中國》的繼續(xù)出版問題也要去重慶向政府請示,我倆可以結伴同行,但要先確定我們之間的關系,先結婚,后上路。
為組織這個家庭,愛蓮十分主動積極。我們在一個印度人家里租到一間房,作為短期的窩。宋慶齡親自當我們的主婚人,她在自己住處為我們舉行了一個宴會,宣布我們結成夫婦。
香港淪陷后,我們和文藝界朋友先后集中到桂林。經(jīng)朋友們的督促和支持,愛蓮和藝術館的一位鋼琴家組織了一次音樂舞蹈表演會。我和香港那兩次一樣,在后臺管服裝、道具,一些熟朋友笑話我,說我是戴愛蓮的“跟包”。可我這個跟包,除了在后臺為戴愛蓮管事打雜外,還得做飯,當翻譯,必要時甚至兼任演出經(jīng)理和舞臺監(jiān)督。
1949年春北平解放,7月舉行全國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我當了美協(xié)副主席,愛蓮參加華北大學文工團,當了舞蹈組的領導。1950年文化部聘請愛蓮任北京舞蹈學校校長。秋末,我受命參加民族訪問團去新疆,冬天回來,冷不防戴愛蓮向我提出離婚,這真像晴天霹靂,使我大吃一驚。我問為什么?她說,她已愛上別人了。我問是誰,她說是一個在我家住過的青年舞蹈家。我明白了,我這個高級跟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已不再符合她的需要。掐指一算,從1940年到1950年,我們在一起生活整整十年。
與王人美:磕磕碰碰
在我一生的四次婚姻中,王人美是和我共同生活時間最長的,但是由于我們在世界觀、人生觀和生活習慣等方面差異很大,三十多年來始終磕磕碰碰,貌合神離,兩人都不幸福!叭~淺予是個好畫家,卻不是個好丈夫。除了懂畫,別的什么也不懂。”這是王人美對我的真實看法。
我和人美的婚姻是1955年由朋友們有意撮合的。那時人美和金焰已經(jīng)分離十年。我呢,1951年通過官方手續(xù),和戴愛蓮離婚。說實話,我是流過眼淚的。到1955年,我已獨居五年。
王人美當年在上海當歌舞演員時,我曾在丁悚家里見過她,這次經(jīng)朋友介紹,目的明確,希望我們合組家庭,解除寂寞。應該說,我們彼此對對方的性情脾氣都不甚了解,但兩人都是社會知名人士,有一定透明度,所以經(jīng)過幾個月交往,我便直率地提出結婚要求。人美倒有點猶豫,當時她正在長春拍片,在一封信里她寫道:
……的確,我不否認我有優(yōu)點,但缺點更多,尤其是我的幼稚無知,它將帶給你苦痛呢!你想到么?當然,這樣說并不是讓你提出任何保證,將來不能嫌厭我,而是更深了解,事先考慮、準備,如何克服困難,以期達到更好的合作。
信中反映的謹慎態(tài)度,也許是一個女性的常態(tài)。這里面可能隱藏著第一次結婚的幸與不幸;也許是對我的警告,語言軟中帶硬。
事實證明,她的考慮是有預見的。我們按照世俗傳統(tǒng)習慣,在北京西單一家飯店訂了兩桌席,請朋友吃了一頓,就算結婚了。人美從北影宿舍搬到大佛寺西街47號葉宅來住。我開始發(fā)現(xiàn)她的性格急躁,又好強,硬要擺出當主婦的身份,因此在家務上開始發(fā)生矛盾。結婚才一個月左右,某一天,不記得為了什么事,我們兩人頂撞起來。她一本正經(jīng)提出要和我離婚。結婚才一個月便要離婚,簡直荒唐!我問:“這到底是為什么?”她說:“你有大男子主義,我受不了!
我說:“你認為我有大男子主義,這帽子我可以戴。不過,若是你頭腦里沒有大女子主義,怎能感到我有大男子主義呢?”給我這么一反駁,她好像有所醒悟,口氣變了說:“那么,再試試吧,看我們能不能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從此以后,我們之間除了作為生物的人,特別注意如何做一個社會的人。我逐漸摸到王人美的脾性,凡屬于內(nèi)掌柜職權范圍內(nèi)的事,外掌柜不得插手。對我來說,這本來是丈夫的幸福。但是,這內(nèi)外之間,界限很難分清。
我了解人美思想偏狹,最怕別人小看她,而我對事的態(tài)度總認為自己寬宏大量,不計較對方的粗言碎語。在家里我忙著自己的事,不關心身邊還有個人,只知道王人美是個管家務的能手,不注意她是個女人,需要男人去撫慰,去關心;叵肫饋,也許這就叫大男子主義,所以嘴上盡管說要改,實際上不認識大男子主義表現(xiàn)在什么地方,何況我對她的大女子主義也有成見。因而,我們之間的距離愈擴愈大。我們有時語言過火,難免傷了對方心靈,等到?jīng)_突停止,心情平靜下來,誰都會想到我們之間是一家人,總有個與人為善的好心,不管怎么樣,和平的日子多于戰(zhàn)爭的日子。
1980年為了大佛寺?lián)Q房的事,人美騎車跑房管所多次。5月12日那天上午又騎車上房管所,下了車忽然跌倒,待要開口,卻說不出話來,急送協(xié)和醫(yī)院,確診為腦血栓。治了三個月,能下床扶拐杖行動,才出院回家。這時大佛寺西街47號的房子已換成甘雨胡同24號,北房三間,西房三間,相當寬敞。但家庭主婦的心情怎么也平靜不下來,嫌地板破舊,大門腐朽,和房管所鬧個沒完。急躁脾氣愈演愈烈,保姆阿姨像走馬燈似地換了又換。幾年過去,人美自知這病難以徹底解除,情緒漸漸穩(wěn)定下來。
1987年4月12日,人美因腦溢血與世長辭。這時我也躺在醫(yī)院病床上,只能默默祝愿她的靈魂獲得解脫。
(摘自)《葉淺予自傳:細敘滄桑記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