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界標，可以劃分為三個大的時期。從建黨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從建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新民主主義建設、向社會主義過渡和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現在，為在改革開放中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新時期。十三大報告指出、十五大報告重申：經歷這三個時期，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的結合，實現了兩次歷史性飛躍。第一次飛躍，發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次飛躍的理論成果，就是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這次飛躍的思想成果，就是鄧小平理論。那末，從建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個時期，是一個什么情況呢？那當然不是一段歷史的空白，我以為，確切地說，那是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繼續和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準備。
陳云同志在這三個時期中，對黨、對國家、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對鄧小平科學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堅決地維護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指導作用，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一)
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統一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毛澤東思想在二十年代開始形成、在三十年代多方面展開而趨于成熟、在四十年代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進黨章。陳云是一位工人出身的革命家，很早就在黨內擔任重要領導職務，作為黨的一位高級干部，他置身于中國革命實踐之中，直接體驗了、感受了、參與了毛澤東思想形成、發展和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全過程。
據陳云回憶，他進入中央蘇區以后，最為服膺的，就是毛澤東的調查研究。他正是從這一點，開始認識到毛澤東思想的精髓的。大家知道，調查研究中國的國情，調查研究蘇區當地的土地情況、社會情況和基層政權建設情況，正是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結合的基本方法。《反對本本主義》(原題就是《調查工作》，“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句名言就出自這篇文章)，正是毛澤東向黨內闡明他所主張的思想路線的第一篇完整的代表作。
遵義會議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在這次會議上改組了黨中央和紅軍的最高領導，開始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實際上的領導地位。陳云是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策參與者之一。會議結束，向長征中黨和紅軍干部傳達遵義會議的精神和成果，陳云是主要傳達者之一。后來，陳云繞道白區到達蘇聯，向共產國際報告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對共產國際了解中國黨、中國革命及其領袖毛澤東，起了重要的、關鍵的作用。從遵義會議到瓦窯堡會議，在毛澤東正確領導下，勝利完成了長征，實現了向聯合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轉變。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王明從共產國際回來，儼然“欽差大臣”，并以其右傾路線干擾中央。一九三八年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代表中央做政治報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對毛澤東作為中國黨的領袖的支持，實際上排除了王明的干擾，這才完全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
在延安，陳云擔任中央組織部長達七年之久，在黨的建設的實踐和理論上，做出了很大貢獻。他的著作《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與劉少奇的《共產黨員思想意識的修養》(即《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關于思想意識修養的部分)一起，列入整風學習的二十二個文件之中。整風學習文件大都是毛澤東著作和中央決定，中國黨其他領導人的著作選了劉少奇和陳云各一篇，這很引人注意。經過延安整風和黨中央總結黨的歷史，黨的七大通過了新的黨章，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選出了新的領導集體，毛為這個領導集體的核心，同朱、劉、周、任一起為黨中央的五大書記。而陳云，則以其在黨的領導職位上的長期歷史，在實際斗爭實際工作中的豐富經驗，在思想方法黨性修養方面的卓越表現，被選為排名在五大書記之后的頭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兩位中央候補書記中的一位。黨的七大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保證了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的勝利。
(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全新的形勢和任務。特別是全國范圍的經濟管理和經濟建設，更是全未經歷過的事情。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總攬全局，陳云則在他們指導下做了經濟戰線的總指揮。平津寧滬解放后的平抑物價，全國解放后的統一財經，工業化初期的五年計劃和糧食統購統銷，私營工商業的調整和改造，所有這些新課題，陳云作為總指揮，深入細致地調查，反復比較地思考，果斷地創造性地決策，在解決新問題、克服新困難中創造新經驗，形成新理論。盡管現在回過頭來看，其中有些不可避免地有其歷史的局限性，但毫無疑問，它們既是陳云經濟思想的精華，又是陳云貢獻于黨的領導集體的智慧，從而成為“毛澤東思想”這個集體智慧結晶在建國以后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陳的理財能力，毛在建國初期就很稱道，說他在延安時期還沒有看出來，可稱之為“能”。一九五〇年任弼時逝世，陳云繼任中央書記。八大時，毛、劉、周、朱、陳被選為黨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鄧小平被選為總書記。由主席、副主席和總書記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毛在八大前夕召開的七屆七中全會上，特別就鄧和陳作為中央常委候選人的品質和能力作了推薦。對陳的評價是比較公道、能干，比較穩當，看問題有眼光、尖銳，能抓住要點。就是說，建國以后和八大以后，陳云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在全國，在重要的政治場合，那時懸掛的領袖像，就是這六個人的像。這是對這六位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對他們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貢獻、對他們在作為集體智慧的結晶的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所表示的崇敬。
一九五六年黨的八大，中國共產黨開始尋找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現“第二次結合”的任務。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八大文獻(劉少奇的政治報告和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和毛澤東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第二次結合的新的探索的良好開端。周恩來和陳云等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經濟建設方針，陳云關于“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經濟關系布局的八大發言，以及他關于改進經濟管理體制的思路和總體方案，是這個良好開端的鮮明亮點。
但是，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以后，“左”的思想發展起來。第二次結合未能順利實現，而是在“左”和糾“左”的反復中起伏。黨在指導思想上明顯地出現兩個發展趨向，一個是正確和比較正確的發展趨向，一個是錯誤的發展趨向。正確趨向的主要代表者是毛澤東，別的領導同志也與有力焉，錯誤傾向(反右派、“大躍進”和“反右傾”)的主要代表者也是毛澤東，別的同志也不是沒有份。鄧小平說過：“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云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這樣的話，體現了一個偉大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道德。不過，就陳云的情況來說，大體是，“左”的錯誤一來，陳云的一些穩妥見解往往是被批評(如八屆三中全會和南寧會議批評“反冒進”)和被冷落(如八屆六中全會時陳云不贊成發表標志大躍進成果的“四大指標”)，而在糾“左”的時候，陳云又往往被想起(如八屆七中全會肯定陳云不公布大躍進“四大指標”的意見正確，會后委托陳云進一步研究當年的鋼鐵指標，稱贊陳對經濟工作比較有研究，說讓陳來主管計劃工作、財經工作比較好，廬山會議前期認為陳云“先市場、后基建”的意見是對的。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國亂思良將，家貧念賢妻”)。困難時期陳云重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時，對經濟形勢的清醒估計和對經濟調整的果斷決策，在農業受到嚴重破壞時他所支持的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主張，后來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又都遭到指責。這樣，當我們黨回過頭來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時，不得不承認，“左”禍猖獗時被稱贊為馬克思主義結合中國實踐的偉大創造的東西，如“大躍進”、人民公社之類，其實是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的偏離，而當時被指責為錯誤的一些東西，其實倒較為正確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的結合。只有不但從正面經驗而且從反面教訓來看歷史，才能正確地評價八大后十年間陳云和其他被錯誤地批評過的同志以特殊方式對作為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思想做出的特殊貢獻。
十年“文化大革命”，陳云實際上被排除在中央領導集體之外，不是被批判(如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就是被外遷。這時的陳云，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已經難有影響之力，而歷史的天空雖然仍不時出現陽光，總的說來卻似乎是被不斷翻滾的黑云遮斷了。
(三)
但是，歷史卻又揭開了嶄新的篇章。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為我們黨實現建國以來歷史的偉大轉折創造了必要的前提。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在推動和支持粉碎“四人幫”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然而繼毛澤東之后擔任黨的最高領導的同志在粉碎和揭批“四人幫”的同時，又提出了“兩個凡是”的主張。這個主張，意在維護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卻在維護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從而導致在前進中出現兩年徘徊。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成為中央領導集體實際上的核心，陳云再一次被選為中央副主席，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航船才真正完全撥正了方向。
在這個歷史時期，陳云對毛澤東思想的堅持和發展，做出了怎樣的貢獻呢？
鄧小平曾經說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所做的，歸結起來就是兩件事：撥亂反正，全面改革。而撥亂反正，如鄧小平所說，就是撥林彪、“四人幫”反革命破壞之亂，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陳云，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的老成員，又參加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新的領導集體，主要在撥亂反正中做出了自己的重大貢獻。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支持鄧小平批評“兩個凡是”，支持展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在恢復和重新確立毛澤東提出和曾經堅持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方面做出了貢獻。
其次，在兩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要求解決和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黨的歷史上幾個重大政治案件。第一次發言，即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被當時主張“兩個凡是”的中央領導冷落了和批評了，第二次發言，即在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則打破了“兩個凡是”的禁錮，有力地打開了撥亂反正深入發展的局面，終于導致全黨全面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
第三，積極參與鄧小平、胡耀邦主持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設計和決策。建議增寫一個回顧建國以前二十八年的前言，極大地加強了這個決議在充分估計和高度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方面的分量。如果只寫建國以后的三十二年，盡管努力加重這三十二年中積極成就的亮色，但錯誤聯綿并且越來越重，總不容易克服給人們心頭帶來的陰影。六十年一寫，情況就不同了。正如陳云所說：“有了黨的整個歷史，解放前解放后的歷史，把毛澤東同志在六十年中間重要關頭的作用寫清楚，那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說毛澤東同志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說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取得了勝利，就更能說服人了。”陳云還說：“毛澤東同志的一個無可比擬的功績，是培養了一代人，包括我們在內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他把這稱為“一件極大的事情”，這也是看得很深的。
第四，建議中央強調學習毛澤東哲學思想，這個建議為中央所肯定。堅持和學習毛澤東思想，學習什么？毛澤東著作中有許多關于政治、關于軍事、關于經濟的具體內容。這些內容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一部分是正確的，長遠有效的，我們今天仍然用得著的；一部分是正確的，但是因為形勢和任務發生變化，時過境遷，主要只有歷史價值的；還有一部分是實踐證明為錯誤的，在今天只有反面經驗的教育意義。而毛澤東哲學思想，則超越于這些具體內容之上，是屬于思想路線、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更高層次的東西，也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這樣的引導，無疑對返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有重大意義。
最后，我還想提到一點，就是陳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關于經濟調整的主張，非常重要，是為了解克服當時重新出現的新的急躁冒進的苗頭。陳云關于經濟領域二十年主體錯誤是“左”的錯誤的論斷，對于我們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有原則的指導意義。陳云在計劃與市場方面的見解，他為歷史決議改定的“必須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那句斷語(這是他寫好字條交給歷史決議起草小組的，后來十二大報告中關于“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就是由此而來的)，人們往往著重看到它的過渡性質，看到它仍舊未能完全擺脫的歷史痕跡，但是歷史地看問題，我們更應該看到它在突破過死的完全的計劃經濟框框時的解放作用，看到它終于進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前景。
不過，這已經更多地屬于陳云在新的歷史時期對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的貢獻這個主題了。我這篇陳云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的貢獻的文章，就在這里打住吧。
(稿件來源：《學習時報》，作者：龔育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