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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宋大陸之行除了帶來兩岸關系政治上的沖擊之外，也給大陸帶來了一股強烈的文化沖擊，大陸知識階層和民眾在震動之余，或者已經若有所思連宋大陸之行，旨在從政治上張揚“中國性”這一概念。連宋在大陸期間，被媒體報道得最廣泛而詳盡的活動，是到黃帝陵、中山陵祭祖、祭陵。新加坡媒體報道說，這些祭祀活動，在大陸民間、包括在大學生中，引起很大的震動。

　　為什么會有這種震動？因為，對于當代大陸人，尤其是城市中青年人，幾乎已經不知道祭祀是什么。在很多自覺繼承五四傳統(tǒng)、熱心啟蒙的知識分子那里，祭祀簡直就是一種泯滅個性自由、妨礙個人精神解放的丑陋習俗；另一些人士則干脆將它斥為迷信。浸淫于這樣的文化與精神氛圍幾十年之后，看到連宋兩位表現出的那種虔敬，當然會感受到一種心理與文化震動。

　　其實，連宋兩位先生身上自然地流露出來古代中國文化的多種元素，也在震動人們。坦率地說，連宋二先生都是標準的海歸，古典文化上的修養(yǎng)未必有太高水平，但因為他們生活于一個反傳統(tǒng)精神未成氣候的地區(qū)，因而，古典文化的精神得以自然地浸潤他們。

　　正是這些元素，喚醒了人們被現代的意識形態(tài)和官場文化切斷、壓制的集體記憶，人們恍然大悟：那就是待人接物、言談舉止的中國性。那股“勁兒”，讓人們看著舒坦。

　　而相形之下，大陸一些民眾、學者、學生，缺乏文化底蘊，缺乏一個具有數千年文明傳統(tǒng)的民族所應有的沉穩(wěn)、內斂、從容。

　　連宋大陸之行應該能夠讓大陸民眾、尤其是官員和知識分子清晰地感受到，一個世紀前逐漸形成的全盤否定、反對傳統(tǒng)的知識傳統(tǒng)，讓我們到底損失了什么。

　　確實該反思現行的人文教育，尤其是知識界、教育界對于傳統(tǒng)、對于古典文化的態(tài)度了。

　　這樣的反思近年一直不絕如縷。朱學勤等諸位先生也認為，最新一輪“文化保守主義”已在去年浮出水面。文化保守主義者所要努力者，并非保守什么，因為，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猛烈沖擊，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整體架構及其一些主要元素，已被嚴重損毀。因而，文化保守主義者其實是在當代背景下尋求一種面向當下并指向未來的文化復興。

　　近二十多年來，傳統(tǒng)似乎有所回歸、復興。但這種復興主要發(fā)生于草根社會，尤其是農村。由于缺乏理性的引導，此種復興，多表現為某種粗鄙、甚至扭曲的形態(tài)，如各地興起的攀比墳墓奢華的風俗，讓慎終追遠的宗教情懷成為瘋狂的金錢比賽。

　　文化復興之所以變成此種鬧劇，固然是因為經過幾代人之后，民眾的文化記憶難免失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種復興僅及于民間禮俗層面，而缺乏哲學上的支持，缺乏“內在批評”的引導。

　　一種傳統(tǒng)的形成與維續(xù)，既依賴于民眾不假思索的尊奉，也有賴于精英的引領、疏導。其具體途徑，就是“內在的批評”，也就是說，站在傳統(tǒng)的視角，用信奉那種禮俗的民眾所能理解、接受的理由，將此種禮俗導入理性的軌道，使之既能安頓人間秩序，又不至于損害個人自由和社會正義。但在當代，這樣的批評和引導卻付之闕如。主流知識分子仍然堅持啟蒙話語，而對傳統(tǒng)的復興持一種拒斥態(tài)度，主流輿論也喜歡抓住傳統(tǒng)復興過程中的極端現象而百般嘲笑。當代中國文化與精神生活的困境也許就在于此：傳統(tǒng)的不少元素在草根社會呈現出某種復興的跡象；而知識分子和有關方面卻逃避自己的反思與引導責任。其結果，就是精英文化與草根文明的雙重迷失。

　　連宋大陸之行對傳統(tǒng)復興給出了又一個正當性證明，而知識分子心靈上的震動，或許也會促使大陸知識群體改變其心態(tài)，推動政府調整相關政策。指望用一種完全陌生的宗教或者理性、現代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安頓民眾的生活、生命和心靈，起碼在目前階段還可能是不現實的。面對傳統(tǒng)，以及當下某些傳統(tǒng)元素復興的現實，知識群體似乎應當秉持一種更為平和的心態(tài)，并承擔起其文化上的責任。

　　臺海兩岸的政治現狀顯示，中國尚未完成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而由唯理主義的啟蒙思想主導的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之間的隔絕、甚至對立，也是中國文化轉型的結構性障礙所在。而上下兩層文化的和解與有機融合，乃是文化重建的前提條件。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文/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