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4年一度的日本教科書審核，在中韓兩國引發了新的一輪反日高潮。由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主編、扶桑社發行的《新歷史教科書》認為，“歷史因人、因時代而異，并非是恒一不變的。”基于這種論調，該教科書對于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東亞歷史描寫，尤其是戰爭描寫中使用的語言，無法被中韓兩國政府和民間認同
本刊記者/朱雨晨
日本教科書問題，就像一條深埋在中日韓三國的導火線，4年引爆一次——按照日本文部省的慣例，每4年將有一次教科書審定。
而今年的教科書風波，或許應該追溯到去年8月。
去年8月26日，據日本共同社報道：“負責決定教科書內容的東京教育委員會，在東京都立首所初高中連讀制學校——臺東區白鷗高中附屬初中召開例會，會上表決通過采用由‘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主編、扶桑社發行的歷史教科書。”
這是此輪日本教科書問題的最早起源。直到今年4月5日，日本文部省終于宣布由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主編、扶桑社發行的《新歷史教科書》合格，準予使用——日本教科書問題在中韓兩國引起的反日情緒達到高潮。
《新歷史教科書》是一本怎樣的書
據3月24日中國媒體轉載日本《中文導報》此前的一則報道：送審的右翼《新歷史教科書》的全文復寫版本外泄——按日本的教科用圖書審定規則的實施細則規定，在審定結果公布之前，不得透露檢定版的內容和審定過程。
駐北京的日本記者向本刊證實了以上內容。但現在無法查證送審內容被披露的最早時間。而據《國際先驅導報》報道，3月11日，在韓國具有一定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亞洲和平和歷史教育聯盟”，也在韓國披露了《新歷史教科書》的修訂內容。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沒能找到此次審定的教科書，但是找到了它的母本——扶桑社2001年通過的《新歷史教科書》版本的節選中譯本。該譯本由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自進完成，發表于2004年9月的《亞太研究論壇第二十五期》。黃譯成了該教科書的《上市版序》和引起極大爭議的第四章、第五章。
《新歷史教科書》的作者西尾干二稱：“在民主社會的言論世界中，必須容忍有不同的反對聲音存在……因人、因民族、因時代，而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和感受，因此要明確勾勒一個歷史史實是很困難的。”
西尾還舉例說明自己的觀點：“華盛頓是美國獨立戰爭時(1775-1783)擊敗英國的總司令，是美國的第一任總統。對美國而言，他是建國的偉人。但對打了敗仗，失去了美國這塊殖民地的英國來說，華盛頓就不能得到偉人的評價。至今在英國的歷史教科書里，仍然沒有華盛頓的名字，獨立軍也被當成叛軍看待。”
因此，西尾說：“歷史因民族而異是當然的。世上有多少個國家就有多少份不同歷史，這是事理之常，不必大驚小怪。再者，歷史因人、因時代而異，并非是恒一不變的。但如此一來，會讓我們學歷史的人因為沒有一個固定的價值可遵循，內心有所不安。但也正因為如此，所以要學習歷史。”
基于這種論調，該教科書對于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東亞歷史描寫，尤其是戰爭描寫中使用的語言，無法被中韓兩國政府和民間認同。
已經有多家媒體報道了中韓方面的激烈反彈。大致說來，韓國最為不滿的是“慰安婦”問題和“獨島”(日本稱之為“竹島”)問題；中方譴責則以“南京大屠殺”被模糊認定為“南京事變”和中日戰爭的起源等為主。
對受爭議最大的“盧溝橋事變”和“南京大屠殺”，《新歷史教科書》的描述如下：“1937年(昭和12年)7月7日晚上，有人對正在北京郊外盧溝橋上演習的日軍進行炮擊。第二天早晨，日軍與中國國民黨軍隊之間就形成戰斗狀況(盧溝橋事件)。雙方一度謀求就地解決，但不久日本方面卻大規模派兵增援，國民黨政府也立即發布動員令。8年的中日戰爭就此揭開序幕。
“同年8月，在外國權益所集中的上海，有兩位日本士兵被人射殺，中日兩國為此進入全面作戰。日軍以為如果攻陷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蔣介石就會投降，遂于12月占領南京(這時，由于日軍占領，有許多民眾死傷。即南京事件)。”
該章節后一文《<專欄>戰爭與現代的關系》中，再次談到了平民與戰爭的關系。
“以往歷史上沒有一國不對沒有武裝的百姓加以殺害的，日本也不例外。日軍在戰爭中所進攻的地區，對所俘虜的敵國士兵和百姓進行了不當的虐待與殺害。”
話鋒一轉，編撰者馬上就談到了日本本國國民所受到的傷害，而且給出了相對更詳細的數字：“另一方面，也有很多日本士兵和百姓犧牲。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蘇聯入侵滿洲，搶劫及殺害日本一般的市民，而且還俘虜了約60萬的日本人到西伯利亞去，令彼等從事苛刻的勞動，為此約有1成的人因而死亡。此外，美軍還對日本進行毫無差別的轟炸，甚至投下原子彈，造成大量的死傷。”
《新歷史教科書》突破原來的使用范圍
據《中國新聞周刊》查證，日本共同社報道中提到的獲得使用《新歷史教科書》的“東京都立白鷗高中附屬中學”，地址為東京都臺東區元淺草3丁目12番12號。從“都立”二字和東京教育委員會的指導作用，可以判斷，這是一家“公立”中學。
《新歷史教科書》2001年4月3日通過審訂時，也同樣引起了中韓兩國的反對。因為在當年夏季中小學教材“采用戰”(教材選用會戰)中失敗，之后扶桑社一直在打市場牌，其目標是10%的市場占有率。
據日本《每日新聞》報道，日本東京都立第一所初高中連讀制白鷗高中附屬中學第1期學生入學式已經于今年4月7日舉行，159名中學生開始了他們的學校生活——東京都白鷗中學的教科書選擇最終塵埃落定。
日本駐華大使館提供的《新歷史教科書》采用現狀是：有9所公立、8所私立采用了這本教科書，在日本的使用率為0.1%。
總體而言，目前扶桑社教科書的使用正在突破原來的范圍——從殘疾人、弱智學校擴大到公立一貫制中學；從愛媛縣一地擴大為愛媛、東京都兩處。這個“戰果”可以追溯到2001年8月。日本愛媛縣教育委員會同意，在部分殘疾人學校中使用扶桑社教科書。之后是2003年4月，新設立的三所初高中連讀學校同意使用扶桑社教科書。
日本沉默的大多數
《新歷史教科書》的編制者“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成立于1997年，其前身是成立于1994年的“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分別于1999年、2000年推出了西尾干二主編的《國民的歷史》和西部邁主編的《國民的道德》兩部著作。而這兩本書，是《新歷史教科書》的寫作藍本。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李寒梅對此頗有研究。李寒梅指出，“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原是一個僅僅在學術界內部引起關注的學者團體，在短短幾年時間中，就變成了一個在日本國民中具有相當知名度的組織，與其掌握媒體的手段、宣傳手法、營銷策略等都不無關系。
令人驚訝的是，“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的初創者藤岡信勝，曾是日本共產黨系左派運動的一分子；另一名左派出身的該組織知名人士小林善紀還說過：“日本對亞洲的侵略是不能否認的，日本必須背負這個原罪。”
“日本教科書問題代表了戰后日本尋找自我的民間思潮，并不能簡單地以‘左’或者‘右’的標簽去劃分。”李寒梅在她的研究著作里如此敘述道。
多位學者都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當年日本左派和右派在日本的民族復蘇問題上，都同樣帶有很強的民族主義，所以在教科書問題上，左派和右派能夠結合在一起。
1996年底開始，西尾干二等右派學者開始與“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靠攏并合流，于1997年初成立了“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時至2003年，該“編撰會”只有會員8000余人，在日本各地有支部48個。這些“支部”也主要是市民的“學習會”、“興趣小組”一類團體，而且與“編撰會”的聯系緊密度并不一致，有的相當松弛、若即若離。
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中國學者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他印象中的日本：“日本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左翼和右翼思潮都不是主流，人數少，而且很難吸引注意。普通日本人對于歷史問題并不關心，也有一種故意的漠視和回避，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大都是工作狂，并不為人注意，尤其是不被外國媒體注意。”
中韓兩國對日情緒的發展
“日本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不景氣，民族主義思潮抬頭，右翼勢力擴展，媒體也趨于保守化。這些年日本媒體一直呈現保守情緒，教科書問題上是個突出表現。”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蘇智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與此同時，包括中韓兩國的周邊國家從來沒有停止對這一趨勢的警惕和抗議。
去年8月26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在答記者問時重申：“我們對日本東京都教育委員會決定使用右翼歷史教科書表示強烈不滿和憤慨。這本右翼歷史教科書在2001年出籠之際即遭到中國等亞洲鄰國的堅決反對，也遭到日本絕大多數民眾的唾棄。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的實質，是日方能否真正正確認識和對待過去那段侵略歷史。我們要求日方切實履行迄今在歷史問題上做出的表態和承諾，以正確的歷史觀教育下一代。”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去年同一天，韓外交通商省表示：“對于(東京教委)表決通過使用立足于本國中心主義的歷史觀、將過去的錯誤合理化的扶桑社版教科書，我們深表遺憾”，并稱“這有可能會導致(日本)年輕一代樹立錯誤的歷史觀，成為在反省過去的基礎上努力構筑真正的鄰國友好關系的障礙。”
今年3月底，中國方面的民間“抗議”開始出現。同時，包括55名韓國議員在內，260名中國人和韓國人向日本松山地方法院提出訴訟，要求愛媛縣知事加戶守行等賠償1300萬日元并公開道歉。此舉將日本政府在教科書問題中的作用提交到了司法程序。
4月5日，日本文部省終于宣布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編寫的新版中學歷史教科書合格，準予使用。這又立即引起中韓兩國從政府到民間的強烈反彈。當天下午，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千葉明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立場沒有任何變化，將繼續謙虛地對待侵略事實，并深刻地進行反省。但此語馬上被周邊國家的抗議聲淹沒。
4月8日，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刊登了對韓國總統盧武鉉的專訪。盧武鉉在接受采訪時談到了日本對待歷史遺留問題的態度，強調指出：“與把侵略和加害別國的歷史視為光榮的國家共存，是全世界人民的巨大不幸。日本的態度與人類社會應當共同追求的普遍價值觀背道而馳。”
韓國《朝鮮日報》一位記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作為國家領袖，韓國總統如此批評外國，“記憶中非常罕見。”
除此之外，中韓兩國分別召見日本駐本國大使(公使)，并通過本國駐日本大使表達了本國的不滿。有媒體稱，韓國正在考慮撤回駐日大使。
此時，民間抗議活動也在節節升高。
4月7日，韓國民眾團體把抵制日貨的名單再次擴大，包括“七星”香煙制造商在內的3家日本企業也被納入其中。當天下午，青年韓國學院等21個團體在日本駐韓國大使館外的抗議活動中宣讀了這份聯合聲明。
韓國《朝鮮日報》記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多年以來，日本駐韓國大使館前每周都有幸存的慰安婦的固定抗議，從未停歇。
據一位曾經在韓國留學、工作的中國媒體從業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韓國的民間活動一直比較活躍，抗議示威不能說天天有，也是經常看得見，反日游行是其中非常常見的一類。
他回憶韓國的民族情緒說，韓國人的“反日”，是融于血液的。但是，這種情緒并沒有影響韓國人學習日本的腳步，無論是影視作品還是工業產品，韓國都是從踏踏實實學習日本開始的。
鑒于中韓無論官方還是民間一直無法容忍日本的教科書問題，中日韓民間學者自己組織起來編撰了一套歷史讀本，將于5月在東京發行。
該書的編者之一，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蘇智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套書定名為《東亞近代史》，起止年代大致為中國鴉片戰爭開始至二十世紀末，跨度約160年。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總第22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