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政府正考慮通過刑法來遏制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調的問題”，此消息傳出的當天凌晨，中國的第13億名公民(男性)在北京降生，取名張亦弛，而中國的人口戰略也正在張弛之間取舍

　　1月6日，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在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上說，政府正在考慮通過刑法來遏制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調的問題，即打擊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行為。

　　當天凌晨，中國的第13億名公民——同樣是一位男性，在北京降生，取名張亦弛。

　　修改刑法治標是不得以

　　目前，中國人口性別比(男性：女性)為116.9：100，高出正常值10個百分點——正常人口性別比應在103～107：100之間。

　　1996年，福建省在全國率先推出了禁止以醫學手段提前鑒定胎兒性別的地方性法規，并在隨后幾年內推廣到除西藏以外的全部省份(西藏享受國家特殊政策，不實行計劃生育)。而2002年9月起施行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三十六條，對相關情形明文禁止。

　　但根據國家人口計生委的調查，違反《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三十六條的地區并非一般人所預想的農村地區，反而主要集中在城鎮，這與中國的農村地區并不普遍具備B超檢測能力有關。

　　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些專家曾對一些城鎮的醫院進行調查，發現醫生與做B超體檢者的“心領神會”使調查無法取證。而計生官員由于執法權的限制，即使發現情況，也很難有效執行；另一方面，上述情形基本不涉及刑事責任，警方亦無法介入。

　　國家計生委新聞發言人、政策法規司司長于學軍接受本刊采訪時說，國家在調整性別比例方面已經采取了諸多措施，比如“關愛女孩”行動、利益導向治理(由過去的以罰為主轉變為獎罰并重)等。

　　徐榮凱，云南省省長，由于在治理該省人口問題上的貢獻，于2004年底榮獲中國人口界的最高獎項：中華人口獎。該省的經驗是“獲優免補”政策。其中措施之一是，農業人口中夫婦生育女孩者，60歲后享受國家補貼的標準比生育男孩者提高20%。

　　但放眼全國，人口的治本之策取得效果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于學軍指出，由于人口問題的不可逆性，治本過程中時間差的問題——比如性別比失調，不以有力的治標手段相輔，則難以取得最大效果。

　　而此次，國家人口計生委的動議，如果最終補入修訂的刑法，意味著違反《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三十六條，將不僅負民事責任，還要負刑事責任。不過，于學軍對本刊說，該項動議尚在可行性研究階段，請法律專家做具體量刑研究等工作還未進行。

　　人口性別比例失調的類似問題，在韓國和印度同樣發生過。韓國在上世紀90年代初人口性別比曾經高達116.5：100，此后逐年下降，2002年為112：100。究其原因，該國正是通過始于80年代中期的立法(打擊選擇性別的生育行為)緩解了上述問題。

　　這一問題在中國的情形將變得迫切。根據國家統計局2002年的中國人口變動抽樣調查資料計算，全國0～19歲人口中，男性多出女性2377萬。這意味著，未來的20年內，平均每年新進入婚育年齡人口中男性要多出女性120萬左右，從而造成較為嚴重的婚姻性別擠壓，以及相關的教育、就業等的性別擠壓。中國社科院學術委員、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田雪原在他的論文里，表達了上述觀點。

　　他對本刊表示，因為男女事實婚齡的差距，婚姻擠壓效應現在暫不必憂，但如果治理不力，則未來堪憂。

　　而針對此前有媒體關注的“3000萬光棍”說法，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對策研究》課題組負責人解振明對本刊說，3000萬的數字，嚴謹地說是女嬰被人為減少，而不是男性增加。

　　此前有媒體評論說，此次以刑法治理性別比失調，仍屬于治標范疇。對此，于學軍也未否認。他表示，最根本的解決之道，還是要靠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徹底建立。那時，“養兒防老”或將成為歷史。

　　“人口紅利時代”即將過去

　　國家人口計生委印發的2005年工作要點中，“綜合治理性別比升高問題”位列第五，尚屬次要問題，其中位列第三的是“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以及制定“十一五”規劃和2020年遠景發展目標。

　　據本刊了解，從去年開始，由中央高層批準，國家人口計生委等國家多家部委聯合邀請人文學科的300余名專家，對人口戰略進行研究。其間一名專家對本刊表示，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形勢與以往有了很大不同，又在本世紀面臨人口、就業和老齡化三大高峰，中國人口戰略重新規劃已勢在必行。

　　上世紀70年代，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為6.0，也就是說，平均每名婦女要生育6個孩子。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1.75左右。

　　1970年與2000年比較，全國0～14歲少年人口比例由39.7%下降到了22.9%；15～64歲成年人口比例由56.0%上升到70.1%；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4.3%上升到7.0%，可見，供養群體龐大而受供養群體相對較小，中國社會尚處在“人口紅利時代”。

　　但專家警告說，“人口紅利時代”即將過去，隨之而來的是“人口負債時代”。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屬于“未富先老”型，即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情況下就已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

　　于學軍指出，1000美元和數萬美元所能提供的社會保障有著本質的不同，也使中國的人口治理面臨著無法借鑒其它成功模式的巨大挑戰。

　　目前，“6個孩子的一代”處于就業高峰期，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第一個高峰將在“6個孩子的一代”步入老年的時期來臨，也就是本世紀的30年代。

　　于學軍說，如果不在此之前的二三十年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體制，老齡化問題將使社會不堪其重。

　　中國人口或將選擇“軟著陸”

　　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也將從根本上影響經濟增長。田雪原認為，與發達國家相反，中國人口問題的性質屬于“人口壓迫生產力”，即人口和勞動力過剩。

　　專家們正在研討的中國人口發展戰略，目的就是改變這種過剩狀況。重點內容是在控制人口數量增長的同時，盡可能地提高人口素質和調整人口結構，逐步使數量、素質、結構達到比較理想的狀態。

　　田雪原對本刊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已經走過了第一階段——將總和生育率降低到了更替水平以下(2.1，即后代數量與父母數量大體相同)。下一階段的目標應該是實現人口的零增長。

　　他在其論文“中國人口現狀與未來發展趨勢”中，提出了“硬、軟、緩”三種著陸方案，其著陸點均為人口零增長。只是方案不同，人口零增長的年份選擇也相應有所不同。

　　“硬著陸”方案，將維持如今從緊的低生育率政策，“緩著陸”將使生育率有所回升。前者雖然可以有效控制人口數量，但經濟活力將大受限制，“未富先老”將更為嚴重；后者雖然有效緩解了人口年齡結構問題，但人口絕對數量激增，預計2050年達到最高峰值16.05億，同樣無法接受。

　　相形之下，折衷的“軟著陸”方案最為張弛有度，似可接受。

　　按照這一方案，人口總量2030年達到14.65億峰值以后出現緩慢下降趨勢，人口老齡化65歲以上老年比例2050年達到23.07%峰值以后，逐步緩解。同時，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和結構比較適當。

　　不過，目前的方案設計尚未進入具體操作階段。

　　此前還有媒體報道說，中國正在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調整。國家人口計生委新聞發言人、政策法規司司長于學軍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表示，作為中國基本國策之一的計劃生育政策沒有改變，所謂“一個家庭兩個孩子更合適”，是他在擔任司長之前的學術觀點，屬一家之言，并非計劃生育政策有變的依據。

　　不過，于學軍表示，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計劃生育政策的具體措施與手段確實發生了更明顯的變化，已經從第一階段的行政管理為主，轉變為今日的行政管理與依法治理并重。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楊中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