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8日下午4時，北京昆侖飯店，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以下簡稱國新辦)主持召開了一個小型新聞發布會和記者交流會。國新辦主任趙啟正在會上公布了國務院62個部委75位新聞發言人的名字和聯系電話。趙啟正表示：“從現在起，國務院將每年公布發言人姓名及通訊方式等信息”。

　　新舉表現出高層與社會溝通姿態

　　國新辦副主任王國慶則強調，新聞發言人不僅要在新聞發布會上面對記者，而且在任何時候都應該面對記者。

　　一位與會人士分析，國新辦的舉措，表現出高層希望與媒體和社會主動溝通的姿態。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劉建明認為，雖然現在談論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效果如何還為時尚早，但新聞發言人制度從無到有，本身就是政府信息公開的一個信號，說明各級黨政權力機關已經意識到自身話語權的重要性。

　　新聞發言人難以電話聯系

　　在沒有公布新聞發言人名單和電話之前，媒體采訪國務院部委的一般程序是：先發傳真確認記者身份，再發采訪提綱，等待部委宣傳部門安排專人接受采訪。一位跑線記者說，碰到敏感的問題，等待回復的日期會遙遙無期。

　　那么，在國新辦公布各部委新聞發言人及其通訊方式等信息后，記者采訪的效率會如何呢？2004年12月29日，記者按國新辦公布的電話，對一些部委的新聞發言人進行了采訪。

　　29日當天，記者撥打了14個部委的新聞發言人電話，均未能直接找到新聞發言人。其中4個部委電話無人接聽，其他部委電話均由新聞發言人助手或者新聞發言工作機構辦事人員接聽。不過，通過下屬部委的聯絡，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和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接受了記者采訪，另有兩個部委的新聞發言人助手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在聯系采訪中，交通部、商務部、水利部、司法部、財政部、國務院國資委等部門要求記者發正式采訪的傳真，其中一些部門還要求傳真記者證復印件，核實身份。隨后，記者向交通部、商務部和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發了采訪傳真，但截至記者發稿時止，只有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給予了電話回復，稱新聞發言人年終很忙，暫時無法接受采訪。

　　公安部接聽電話的工作人員說，國新辦對外公布機構電話后，公安部已經接了很多熱線電話，新聞發言人不可能有時間坐在這里接電話。若需采訪，原則是先發書面申請，確定身份后再安排采訪，不可能立刻給予答復，但會盡量考慮新聞的時效性。

　　另外，審計署辦公廳的工作人員拒絕了采訪，他們認為和部委信息即審計工作無關的內容，可以不接受采訪。

　　文化部和水利部的新聞發言人助手均在電話中向記者表示，即使不能直接聯系上新聞發言人，新聞發言人所在的宣傳信息部門也將保持信息暢通。

　　此外，一些部委有對口記者制度，如發改委、衛生部要求記者必須通過本報跑線記者牽線，才能開始正常的采訪程序。

　　國務院新聞辦新聞處處長華清告訴記者，公布新聞發言人的名單和電話，主要是方便媒體采訪，以結束以往那種互相推諉的現象。“長期來看，我們會力促所有部委都設立新聞發言工作機構。”

　　一位時政記者對此的看法是：原來該怎么采訪，現在還是怎么采訪，但能夠公布電話，確實是種進步。

　　新聞發言人大多身兼要職

　　記者注意到，新聞發言人一般身居要職。在此次公布的75位新聞發言人中，級別最高的是副部級，如監察部的新聞發言人是該部副部長李玉賦。有觀察人士認為，中國新聞發言人已成為“副職”發言人。

　　如上文所述，記者通過國新辦公布的聯系電話直接采訪有關部委新聞發言人均未果，而這些新聞發言人的助手和新聞發言工作機構的辦事人員流露出的一個普遍聲音是，“領導”工作繁忙，不能隨便打電話與其聯系。這與國新辦要求的“任何時候面對媒體”相距甚遠。

　　此前有人擔憂，讓相當級別的官員任新聞發言人，會使新聞發言人制度變得官位濃厚。在官位思想和本位主義的主導下，新聞發言人將背離發言這一最終目的，滋生特權思想，遠離媒體和公眾。

　　國新辦新聞處處長華清對此的解釋是，新聞發言人應該是一個班子，如果是專門接電話，那就成了普通的工作人員了。從長遠來看，各部委培養專職的新聞發言人是努力方向。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人事局局長汪興明說，新聞發言人幾乎都為兼職，是新聞發言人制度初期的一個特色。若要做得更好、更專業化、更職業化，包括增強新聞發言人的權威性、責任感、設置一個專門的職位是非常有必要的。

　　據了解，中國設立新聞發言人始于1983年，出發點是“滿足對外宣傳需要”。華清介紹，新聞發言人現在已逐步演進為政府工作改革的一部分。

　　2003年“非典”期間，掩蓋或披露真實信息帶來的不同社會效果昭然若揭。北京、上海等少數國家機關和省市開始任命新聞發言人。2003年9月和11月，國務院新聞辦舉辦了兩期新聞發言人培訓班，來自66個中央、國家機關和各省市單位的177位學員參加了培訓，揭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全面推行的帷幕。隨后南京、云南、重慶等幾十個地方的新聞發言人相繼登臺亮相。

　　事實上，雖然各部委逐步建立起新聞發言工作機構，但碰上專業問題，還必須找專業官員采訪。“當前的新聞發言人不僅僅是發言人角色，還是媒體聯絡者角色。”國新辦一位官員如此表示。

　　此前，“無可奉可”一度成為發言人慣用的辭令。對此，國新辦的官員說，從宏觀上、總體上認可政府新聞發言人不能說“無可奉告”的理念，但對于具體的、個體的發言人，我們不做這樣強制性的要求。發言人制度的完善、成熟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在無法做到完善的情況下，我們首先強調的是誠信，堅決不允許用虛假信息制造虛假的完美。

　　國務院法制辦的一位官員對此的說法是“新聞發言人不是花瓶”。

　　新聞發言人與“信息壟斷”

　　“我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雖然取得很大進步，但實事求是地說，還處在起步階段，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需要制度上的進一步完善。”國新辦一位官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2004年12月28日，國新辦主任趙啟正對中外媒體表示，目前我國三個層次的新聞發布體制已基本建立，在中國內地的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20個已經建立了新聞發布和新聞發言人制度。62個國務院部門建立了新聞發布制度，設立了新聞發言人，成立了工作班子。

　　據了解，目前政府舉辦的新聞發布會有三種形式：一是以新聞發言人的名義，定人、定時、定點舉辦新聞發布會，如外交部、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上海市政府等；二是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迄今做的那樣，邀請國務院部門負責人或發言人介紹有關情況，一些地方政府也是參照這個模式做的；三是遇有突發事件時，臨時組織新聞中心，進行新聞發布活動。

　　對此，一些專家在肯定其取得成績的同時，對如何防止新聞發言人制度形成信息壟斷依然表示擔憂。

　　“從現有情況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具體操作權還在政府，實質性進步可能說不上。”中國科學院國情中心研究員康曉光分析，“采訪難的問題依然會存在。”

　　專家分析，新聞發言人面對的記者提問，實質上是一種社會的質疑，一種有限的雙向溝通，因而這種對話多少具有一些公開監督的性質。其中，發言人“說什么”“說多少”是難以界定的，這就容易形成信息壟斷或者失語癥。

　　一個事實是，從去年6月下旬國家審計署掀起審計風暴起，在半個多月中，李金華審計長報告中被點名的中央部門和機關遲遲沒有積極地向公眾做出回應，甚至對媒體的采訪采取了回避的態度。而本應在此時大顯身手的各部門新聞發言人，也遲遲不見身影。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人事局局長汪興明說，為使新聞發言人工作職能得以實現，需要有一套制度加以保證。這套制度，不是新聞發言人本身能夠做到的。它是一個完善的體制和機制。他還表示，新聞隨時都在產生，一個發言人不可以將所有的新聞都壟斷，所以他個人認為，專家們不必對信息壟斷的問題太過擔心。

　　(來源：《新京報》；作者：吳學軍、魏銘言、郭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