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國有大量學生到日本留學，去日本的時候只有十六、七歲，大學畢業的時候，已經二十五歲。他們整個青年時期離開了中國，中國又在急劇改革之中，這些日本留學生已經很難適應中國的職業市場和人際關系網絡。
究竟是回國，還是留在日本發展？日本留學生對自己的前途都會非常迷惘。
半工半讀邁向成功
在日本留學的外國留學生一共有十萬人，其中六萬多名是中國留學生。到日本留學的學生多數是私費，每年的學費是九十萬日圓(約七萬多人民幣)，食宿費用也是九十萬日圓。
對中國一般家庭來說，這是一個無法承受的負擔。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家長讓他們的子女出國？原來，到日本可以半工半讀，由學生自己籌措學費，每小時工資為八百日圓(約六十四元人民幣)。
如果每天能工作幾個小時，可以有四千日圓，一個月可以賺到十二萬日圓，一年可以賺取一百三十萬日圓。所以，半工半讀支付學費是非常艱難的，首先要有好體魄，越是半夜的工作，時薪越高。
許多留學生都選擇在餐館擔任半夜的工作，博取高一些的工資，下班的時候，已經是早晨三、四點了。第二天八點鐘就要去上課，精神不足，學習受到影響。
如果家境不好，以工為主，必然沖擊學業，讀大學半途而廢，失敗而歸，這種挫折感是非常嚴重的。有一些青年，索性留下來做工，不再升學。
“小皇帝”變小女傭
在神奈川大學，我們遇到了來自沈陽的左小姐，她十七歲就來到日本，初時只會很初級的日語，根本不夠應付日常生活會話。她只好到日本人的家庭當家庭傭工，好處是雇主包食宿，可以學習日語，讀高中班。
捱過頭六個月是十分困難的事情，中國實行一胎政策，他們在自己的家里是小皇帝，從來沒有做過粗重的家務，突然改變生活環境做家庭傭工，受雇主指揮和差遣，從心理到體力都適應不過來。能夠捱下去，就是成功的第一步。不少青年背人垂淚。
左小姐說：“我到日本七年，最大的感想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七年來，我的世界觀徹底改變了，我對國家陌生了，我對日本熟習了，我不太敢返回國內，我知道會不適應中國的生活，比較適應日本的生活，我不想走了。”
“亂世佳人”式奮斗
現在，左小姐已經是日本神奈川大學的商學院碩士生，她贏得了獎學金，不必擔心學費問題，而且在一家日本商社擔任職員，每個月的收入相當一萬元人民幣，經常外派到東南亞工作。
在日本大學，中國留學生讀書最刻苦，最用功，拿到獎學金的，往往是中國留學生。因為日本學生的家庭環境好得多，他們學習的動機并不積極。每一個中國留學生如果想成功，就必須個人奮斗，努力尋求出頭的機會。
這種心態，并不健康，有點像美國小說《亂世佳人》里面的主角郝思嘉，每時每刻都努力競爭，防范對手，壓倒對手，在木人巷內殺出一條出路。因此，他們的集體觀念不強，他們也不想別人幫助。這種心態是很脆弱的，一旦遇到挫折，他們往往承受不了。
左小姐說：“所有的成果是我自己努力得回來的，只要自己有學問，成績好，就可以贏得別人的尊敬。平日我與其它中國留學生并沒有交往，因為留學生太復雜了，不知道他們的背景，不知道是好人還是壞人，我不放心。大的留學生對國家的觀念也太強烈，我和他們并沒有話題。我反而希望與日本、香港的同學多一些來往，他們不會詢問你家庭的事，大家說笑，話題都是吃喝玩樂，從來不為生活問題擔憂。”“說實在話，我也沒有匯金錢給我的家人。”
被視為二等公民
快要畢業了，左小姐的出路將會在日本工作。當她面對著日本的實際環境的時候，她的生活道路也是崎嶇難行的。她曾經向日本老板打聽，如果她被派到上海工作，會有甚么報酬？左小姐期待工資會比在日本的一萬元人民幣要高，因為日本雇員出差都會有補貼，但答復令其十分失望。
老板告訴她，中國的物價比日本便宜得多，在上海招聘的本地職工月薪六千元人民幣，我給你增加兩千元，即八千元。左小姐明顯感覺到，她的待遇和日本籍的職工完全不一樣。
她有一個要好的同學，在一家日本商社的海外部工作，總共有十三個人，大多數是中國留學生，中國留學生懂中、英、日三國語言，業務表現好，當主任出現空缺的時候，結果業務最差的、不懂外語的唯一的一個日本職工獲得升職。所有的中國留學生氣死了，集體提出辭職。
左小姐說，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頭？日本就是這樣呀，你是中國人，表面上對你很客氣，當給你較低待遇的時候，講話十分之委婉得體，令你接受他的理由，但是最終仍然把你當做二等公民。很多機會不是一句“平等”，就可以給你的。她臉上的表情，充滿迷惘。
自暴自棄走上邪路
左小姐可以說是一個幸運兒，成功的競爭者。有些遇到經濟困難的留學生，學業又失敗，往往自暴自棄，走上了邪路，結果身敗名裂。令日本居民對中國留學生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不少留學生連租屋也是受到白眼。
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印象不好，中國人又強烈感受到被人歧視。放洋留學，其實中間有無限的辛酸苦辣，不足為外人道。
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孩子還沒有成年，就把他推到國外，讓他孤身異國承擔難以承受的生活壓力；是培養了他，還是害了他？誰也講不清楚。
文章來源：香港《文匯報》 文/徐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