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許紀霖
醫生這一最具有社會清譽的行業，如今在自毀家門。然而，與其將此歸咎為醫生們個人的道德不潔，毋寧說，這是一種結構性的弊端
人最怕的是生病。我不怕生病，怕的是上醫院，
特別是大醫院。當醫生三下五除二，在藥方上開出一串陌生的藥名，我的心就顫抖起來。我不知道這一回收費的電腦上又會跳出一個什么天文數字，讓我囊中羞澀我還是幸運兒，有國家的醫療保險在后面撐腰，那些下崗的工人、進城的農民，他們如何承受得了？一次看病的藥費，就是他們一個月的生活費，甚至是一年的種田收入！
醫院、尤其是大醫院的醫生，最喜歡用新藥、進口藥、貴重藥。明明是普通的疾病，國產藥、老藥也治得好，但醫生們卻不屑一顧，偏偏對貴重藥情有獨鐘。個中的原因，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用貴重藥，醫院可以從中獲得利潤，醫生也可以因此拿取回扣。
據報紙報道，如今的醫院利潤，主要靠醫院藥房賺取的暴利，醫生的收入，工資那一塊是有限的，而各種隱性的收入，如病人的紅包、藥廠的回扣、外單位醫院出診費等，占了很大的成分。還有各種軟性的好處。國內外有名氣的制藥公司，經常以學術考察為名，請醫生們到國外旅游，讓他們用自己剛研制的昂貴新藥。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終的埋單者自然還是你我這樣普通的病人，包括那些連溫飽問題都勉強解決的下崗工人、農民弟兄。
從古代開始，有兩種職業一直在社會上享有特殊的聲譽：一個是教師，另一個是醫生。這兩種職業都與人的生命有關，教師負責指導人的精神，醫生負責醫治人的肉體。因為其獨特的職業性質，教師與醫生在眾多行當中，享有某種可信賴的權威，他們不一定是社會中最有權力的，或收入最多的，卻是被期待最有道德權威的。學生對于老師，病人對于醫生，因為有著完全不對等的信賴關系，所以對于后者，自然有比一般人更高的、與其道德權威相稱的倫理要求。這些職業倫理靠行業的監督，也靠教師和醫生的自律。
然而，這幾年教師中的學術腐敗、乃至各種利用特殊權威的犯罪，已嚴重影響了老師在社會上的清譽。與此相類似，醫生的道德權威，如今也大大打了折扣。利用醫生與病人信息的不對等和病人對自己的信賴，濫用職業權威為自己牟取私利，這與政府部門的攤派、公共服務部門的濫收費，在性質上毫無二致。部門的利益化、權威的私欲化，已經成為當今中國難以遏制的勢頭。不幸的是，醫生這一最具有社會清譽的行業，如今也自毀家門。
我不愿將此歸咎為醫生們個人的道德不潔，毋寧說，這是一種結構性的弊端。
大家知道，醫學院的學習成本是最高的，醫生的工作也是最辛苦的，有時候，比如SARS來臨的時候，還有生命的危險。然而，中國醫生的合法收入，與國外同行相比，卻是最低的。長期的計劃經濟管理，使得公立醫院的診療費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根本無法支撐醫院的日常開支。于是醫院和醫生們不得不在藥品回扣上動足腦筋。名醫與普通醫師之間的診療收費和相應的收入回報，也沒有拉開。當表面的平等無法合理分配市場稀缺資源時，私底下的潛規則就發揮調節作用了：要名醫看病、開刀，需要病人送紅包；本單位工作拿不到相應的報酬，醫生們就到外單位出診、會診，以維持與自己身份相配的體面生活。
當醫院和醫生無法通過制度性的合法渠道獲取社會正當報酬的時候，各種介于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灰色地帶就空前活躍，甚至產生了職業性的地下藥販子和就醫中介。他們周游于藥廠與醫院、病人與醫生之間，通過牽線搭橋，從中獲得暴利。因此而抬高的就醫成本，最終還是由病人來承擔，而醫生和醫院從中獲取的，還不是利潤的大頭。
我們的醫療管理體制，到了變一變的時刻了。變的方向如何？在我看來，首先要回歸醫生的市場價值，大幅提高就診費，特別是拉開大醫院與一般醫院、名醫與普通醫生就診費用的差距，從而在制度上保證醫院的正常利潤，讓醫生們可以通過合法的收入獲得自己應有的尊嚴；其次是像歐美國家那樣，將藥房與醫院分離。一旦賣藥與醫院的收益脫鉤，醫生才有可能遵循專業的標準開方用藥。
與其按照潛規則行事，不如一切在陽光下進行。至于一般國民如何承受提高了的醫院就診費，這將是另一個更重要的全民醫療保險問題，需要全社會來一起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