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本刊記者/何曉鵬
殷永純現在應該算是一位“職業志愿者”，他準備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農村教育的事業中。當然，前提是一切都能像他設想的那樣發展。
偏遠鄉村的熱鬧與寂寞
要在地理上標示復新學校，前面要加上一串很長的定語——安徽省阜陽市渦陽縣高公鎮呂湖村。這個由殷永純等志愿者們創立的學校，在偏遠的鄉村角落演繹著自己的熱鬧與寂寞。
再過幾天，就是殷永純27歲生日了。199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律系的他，現任復新學校校長，在這個還未取得辦學資格的鄉村學校里，殷永純既是學校的管理者、教師，又是學生的朋友、家長。
見到殷永純時，他身穿白T恤、牛仔褲，瘦削的臉上架著一副眼鏡，干干凈凈的還保留著一種學生氣質。很難看出安徽農村的四年歲月在他身上所留下的印記。
“我走上志愿辦學這條路，當時純屬偶然，也可以說是一種沖動。”沒有人預料到這個當年的陜西省高考文科榜眼，會到一個偏遠的農村教書，包括他自己。在大二時，他還在日記中寫到，希望有一天可以到外交部工作。
殷永純畢業后曾在深圳一家外資企業做銷售，然后又回到北京，準備學電腦充電。當時正趕上中央黨校的一份報刊招人，殷永純應聘了，他希望在那里學習洞悉中國政治，但枯燥的版面編輯工作讓他有些失望。
2000年3月，殷永純在北大遇到一位青年——楊華，來自安徽利辛縣新橋村。楊華于2000年1月在新橋村辦起了復興學校，但因為沒有老師，他就到北大來找。楊華向殷永純介紹當地農村如何貧窮，教育如何落后，他還向殷永純講述了自己辦學的艱難經歷。
楊華說的話，讓殷永純感到驚訝，也懷疑，他決定到新橋村看看。
2000年6月，殷永純向單位請了假，來到了新橋村。他為眼前的景象而震驚了。
三間極其簡陋的小屋四面漏風，幾張高矮不齊的破舊桌椅斜斜擺放著，十幾個孩子滿臉土色，背著雙手老老實實地坐在那里，地面淤積的雨水散發著刺鼻的臭味。昏暗、簡陋。
孩子們問他北京什么樣，問他將來他們是否也能上北大。孩子們為招待殷永純拿出了他們能拿出的最好的東西。在那里，殷永純突然感到了自己的重要性，他不再是城市里可有可無的人，在這個偏遠的農村他可以大施拳腳。
本來只請了幾天假的殷永純，在新橋村待了28天。臨走那天，孩子們送殷永純送得很遠，他們問殷永純會不會回來。
回北京的火車上，他想起孩子們問他將來能不能上北大，但他除了痛快地說一聲“能”之外，什么都沒做；他想起他在新橋村與楊華整夜談論孩子、談論學校；他想起他對楊華說：“要不，我來這里教書吧，這里比城市更需要我。”
殷永純在選擇，很艱難。他總能想起送他那天孩子們不舍的目光，總能聽到一個聲音在他耳邊回響“大殷哥，你還會來么？”殷永純辭掉工作，捆好行李，2000年9月1日，回到了復興學校。
殷永純說，那些日子他翻看著自己的日記，發現盡管自己沒定過什么目標，但他一直渴望能做些事情，既然黨校的工作并不讓他留戀，他為什么不去嘗試一下到農村做一個志愿者，而作為一個大學畢業生來說，教育是他完全可以勝任的。
“我相信我正在積聚力量”
到了新橋村后，一切都變得具體起來。
如果說為孩子而辛苦讓殷永純甘之若飴的話，很多與教育無關的困擾卻讓他感覺到了痛苦。很多人見殷永純不要工資來農村教課，非常不理解。甚至有些人還懷疑他不是北大畢業生，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來這里騙飯吃。面對這些，殷永純感到委屈，他曾幾次想過離開，但最終還是留了下來，他已經與孩子們有了感情，覺得這些孩子就像他自己的孩子。
殷永純在日記中對自己說“我相信我正在積聚力量，無比的力量，根本沒有人阻擋得住我……只要給我時間，我一定會造就出一只真龍。”
隨著時間的流逝，殷永純以自己的行為贏得了學生家長和村民的認可，他們開始信賴他，請他到家里吃住，和他說一些只會跟親人才說的話。盡管殷永純沒有工資，但他從沒有衣食無著的感覺，在安徽生活的第一年，他有時一周花不到兩塊錢。
很多志愿者在看到有關殷永純的報道后，相繼來到復興學校。學校的影響日漸擴大，當地政府對這些志愿者也非常重視，并把當地的淝東中學合并給復興學校。復興學校的規模一下增加到500多人，附近的村鎮也都把孩子送到這里。
但這個過程中，發生了兩次轉折。第一次是殷永純與楊華的分道揚鑣。殷永純希望把學校辦成公益性質，并把這個學校向西部貧困地區推廣。而楊華只想辦一個屬于他自己的學校。追求的不同使兩個人的合作在一年之后終止，楊華帶著社會為學校的捐款離開了復興。
第二次轉折則直接導致了殷永純離開了復興學校，也促成了復新學校的誕生。公益性質的復興學校在規模擴大之后，引起了社會關注，還有歸國人士特意為之建立了董事會，但因為董事會與學校的矛盾，且學校里的志愿者和當地老師矛盾頻發，最終導致殷永純等人離開了自己為之奉獻兩年的復興學校，在呂湖村和另外五名志愿者創立了復新學校。這個事件也使殷永純決定學校只能由志愿者來辦，來管理。
那是2002年8月27日，復新學校創立的日子，對殷永純來說一切剛剛開始。
田野中的烏托邦？
“搬到了新校址，難，苦。從高公鎮上往回走時，眼淚突然奪眶而出，能找到的安慰太少了，感覺自己仿佛在大海上，責任太重，但幫助自己的人卻越來越少了。這種孤單使我愴然淚下。食堂，住宿，招學生，經費，一座座大山。”這是殷永純在2002年8月27日所寫的日記。
復新學校剛建立時，只有20多個學生，他們是殷永純從復興學校帶過來的，老師則只有殷永純等六個志愿者。但他們決定吸取以前的教訓，辦一個純粹由志愿者組成的公益學校。
8月31日，學校開學，學生寥寥無幾，每新來一個學生都會讓殷永純高興不已。“早上原說要來四個高一的新生，我高興了一天，可他們答應下午過來，卻讓我空等到天黑，我端了凳子坐在校門口，等到暮色沉沉。”
剛剛成立的復新學校除了一座免費讓他們使用的未竣工的三層小樓外，一無所有，一日三餐也非常簡單，面糊、干饅頭，直到現在仍是如此。
殷永純告訴記者，從復興學校開始，先后有近百個志愿者來到這里。這些志愿者在來的時候大多是因為感動和激情，等這種感動和激情被現實消耗掉后，很多人就離開了。留下來的已經不是那種常規意義上的志愿者，他們已經把農村教育看成可以終身從事的事業。
殷永純告訴記者，如果可能他會作一輩子志愿者。他不知道自己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有這個想法的，或者一直就有，只不過越來越清晰了。他說之所以會這樣決定不是因為他們多崇高，想奉獻，而是他們在做的過程中看到了公益教育事業的前景。
在記者去時，復新學校已經創辦兩年多了，學生也超過三百人，志愿者也從當初的6個人發展到現在的近20人，不久之前他們還接管了鄰村的一個學校。
高三班學生劉繼龍對記者說，“我們這里的設施不如別的學校，但其它的不低于他們。”記者接觸的幾個高三、高二的學生都如此說，從他們身上感受不到很多農村孩子所特有的那種羞澀和封閉，相反倒能感受到即使城里孩子也未必具有的“思想自由”的氛圍。
由志愿者管理、授課，由分布在全國各個城市的“外圍”志愿者們募集資金維持學校運轉，這被殷永純稱為志愿者辦學模式。他說下一步他要把這種志愿者辦學校的模式推廣到全國，特別是西部比較貧困的地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