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木河
2004年10月8日，以紀念40周年之名，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再登舞臺。盛衰榮辱，大起大落，毀譽褒貶，各達其極。《紅色娘子軍》風雨四十載，成就一個真實的神話。
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作為一個特定時代政治話語的文藝表達，在當時中央最高層領導的關注下誕生，并成長為中國芭蕾舞的經典。從誕生之初便承載了沉重的意識形態負荷，到淪陷在歷史風暴的中心；在消逝十余年后，這部當年中國人最熟悉的紅色文藝作品重現舞臺，今日人們再看《紅色娘子軍》，早已超越對它藝術價值的懷念，而是作為一代人的集體文化記憶，被觀者重復品味。
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
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剛剛熬過三年自然災害，文化緩慢復蘇。1963年，周恩來總理觀看完芭蕾舞劇《巴黎圣母院》之后提出由中央芭蕾舞團自己創作一部革命舞劇，他建議可以從“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等外國題材入手。《紅色娘子軍》伴隨著這一年底音樂舞蹈座談會上發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號召應運而生，成為中國第一代芭蕾舞藝術家的第一次大膽嘗試。
一群深受壓迫摧殘的婦女，在共產黨的組織下，揭竿而起，成立隊伍，一年之內參加八次大型戰斗連連獲勝，最終在國民黨正規軍圍剿中喋血海島，被迫解散。這是30年代海南島上一支女子特務隊的傳奇。而謝晉把它演繹成吳瓊花、洪常青們的故事搬上銀幕，鮮明的階級矛盾沖突與“女兒當自強”的浪漫理想準確地切中了當時時代政治文化的命脈，一時之間風靡大江南北。當李承祥、蔣祖慧等雄心勃勃地準備將這部電影改編成芭蕾舞劇時，大部分人將信將疑，歐洲藝術與中國風格、古典貴族藝術與人民革命題材會怎樣結合呢？
1964年9月底，《紅色娘子軍》經過半年的排練在天橋劇場首演，這臺徹頭徹尾的民族化芭蕾令周恩來十分驚喜，演出結束后，他上臺第一句話是：“我的思想比你們保守了。”
10月6日夜里，劇組接到來自中央的緊急電話，讓他們連夜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裝臺準備10月8日演出。直到大幕拉開，他們才知道這一次臺下的觀眾是毛澤東和十幾位中央高層領導。李承祥回憶起當初的情形：“毛主席上臺與演員們握手時，整個禮堂回蕩著‘毛主席萬歲!’的高聲歡呼。我扮演南霸天，不敢站到前面，也不敢痛痛快快地歡呼，只好暗地里鼓勵扮演洪常青的演員替我多喊幾聲。”就是在這次演出中，毛澤東留下了著名的三句話：“革命是成功的，藝術是好的，方向是對的。”由此給《紅色娘子軍》定了性。10月8日，也被確立為這臺芭蕾舞劇的生日。
得到了毛澤東的充分肯定后，周恩來決定用這臺舞劇招待外國元首。起初外事辦表示反對，他們覺得《紅色娘子軍》不中不洋，風格古怪，擔心遭致非議。但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劇組首先為西哈努克表演，良好的反響打消了方方面面的疑慮。從此，《紅色娘子軍》便成為外交活動的重要內容。六七十年代，這些芭蕾舞演員也同時是中國外交史的見證人，他們的演出在那些特殊的歷史時刻充當著奇妙的“潤滑劑”。人民大會堂小禮堂的舞臺二十年不變地上演著同一出戲，幕起幕落間臺下走過的是一撥撥世界各國政要。
《紅色娘子軍》的芭蕾舞顯然比《紅燈記》的京劇更容易為外賓所接受，而顛覆芭蕾傳統風格的民族化改造又彰顯了“中國”特色，每每令外賓們備感新鮮。1972年尼克松訪華期間，周恩來非常重視，特地抽出時間視察排練情況，叮囑演員們務求發揮最佳水平。尼克松在回憶錄中稱贊《紅色娘子軍》“令人眼花繚亂的精湛表演藝術和技巧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他還評價這部戲是“一個兼有歌劇、小歌劇、音樂喜劇、古典芭蕾舞、現代舞劇和體操等因素的大雜燴”。
后來一批美國藝術家創作了一出名為《尼克松在中國》的歌劇，這段插曲也被他們排入戲中 眾美國演員模仿《紅色娘子軍》的造型和舞蹈，效果十分滑稽。
“娘子軍們”的紅色經歷
與生俱來的“紅色”烙印決定了這部芭蕾舞劇40載命運始終與政治風云變幻息息相關，甚至于被推到了國家政治生活的最前線。早在1964年觀看了《紅色娘子軍》首場演出后，江青就對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65年開始，她陸續提出一些修改指示。
1967年5月，《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8部戲參加在北京的會演，幾大權威報紙竭力渲染加以“樣板戲”之名。在江青提出“八個樣板戲占領舞臺”的口號下，這些作品一夜之間被推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在那樣一個歷史階段幾乎成為中國文藝的惟一內容，《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更創造了舉國上下學芭蕾的奇觀。
這期間，周恩來一直給予《紅色娘子軍》最多的關懷和支持。他知道舞蹈演員穿得單薄，經常出大汗，關節怕冷，就派人用人民大會堂裝修剩下的材料給舞團的宿舍鋪上木地板。由于經常陪同外賓觀看舞劇，他幾乎認識芭蕾舞團的每個人。現中芭團長趙汝蘅最早扮演紅蓮一角，后這個角色出于整體考慮被取消了，調整之后的首場演出結束時，周恩來一到臺上就詢問起“那個小姑娘去哪兒啦？”
平時他總不忘噓寒問暖，跟年輕人開開玩笑，“宋琛琛，怎么不叫宋‘深深’啊？”宋琛琛對周總理的隨和尤其印象深刻。白淑湘因為家庭出身的問題情緒低落，周恩來也細心地加以開導。
由于《紅色娘子軍》地位特殊，演員們亦經常有機會接觸到那些原本遙不可及的中央領導，甚至看到他們生活中的一面。
每周六、周日中央在北京飯店舉辦小規模舞會讓領導們放松休息，芭蕾舞團的一些演員被安排參加。宋琛琛還記得當時的興奮與緊張：“開始總是害羞地不敢跳，可看著別人跟總理跳舞又很羨慕，后來終于鼓起勇氣上前怯怯地邀請總理跟我跳舞。”她覺得周恩來舞跳得最好，無論節奏的掌握抑或體態、步伐均稍勝一籌。
掀開塵封的記憶
彼時的風光與輝煌終究只是過眼云煙，政治時局的變化再次扭轉了《紅色娘子軍》的命運。隨著四人幫的垮臺，樣板戲的地位一落千丈。四人幫的鼓吹似乎成了這些作品無法抹去的污點，令它們被打入禁區，仿佛只有這樣才能擺脫文革的夢魘。
文藝界也對《紅色娘子軍》作出反思，產生了不少異議。有人提出所謂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教條化創作方法破壞了藝術規律，完全令藝術淪為政治工具。那些握拳挺胸、怒目金剛式的動作脫胎自變異的政治氣氛下強化的政治表達，放在正常環境中顯然與觀眾欣賞習慣存在距離。作家白先勇后來更直言不諱地批評它“斬斷了芭蕾文化之根，把浪漫優雅的舞蹈變成殺氣騰騰的場面是十分怪誕的產物。”
直到1992年，被塵封的《紅色娘子軍》獲得政府首肯后才恢復排練，時間已經沖淡了傷痛，人們開始心平氣和地重新審視曾經被扭曲的紅色激情。如今，“紅色”依舊，“激情”不再。它作為紅色經典供人回憶，卻不再被人膜拜。第一次重新演出時，音樂一響起，團里和臺下不少人都灑下熱淚。
《紅色娘子軍》猶如一處歷史的遺址，供一代人集體憑吊他們的似水年華與創傷過去。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總第19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