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臺灣文學期刊《INK印刻文學生活志》刊發了一組最新發現的張愛玲書信，披露了張愛玲上世紀60年代以后，在美國動蕩拮據的生活狀況，和無法靜心創作的精神狀態。而最新出版的《上海文學》，則再獲得授權刊登。

　　其中，從張愛玲致丈夫賴雅的6封家書可以看出，張愛玲和賴雅之間不像外界所猜測的那樣感情疏離，相反是愛情甚篤，相濡以沫。

　　這組書信，包括臺灣學者周芬伶發現的，張愛玲1962年1月至3月致丈夫賴雅的6封家書，和另一位臺灣學者蘇偉貞提供的，1966年6月致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信函。

　　配合這些書信發表的，還有陳子善的《張愛玲海外生活的“另一爐香”》、周芬伶《賴雅日記中的張愛玲》、蘇偉貞《張愛玲與名詞荒──關於〈文革的結束〉及〈知青下放〉》等文。

　　生活拮據傾吐心曲

　　張愛玲在給賴雅的書信中，毫無保留地傾訴了其當時的窘境和對兩人未來生活的規劃。

　　當時，張愛玲與賴雅分居兩地，為籌措給賴雅治病的費用，張愛玲奔走於港臺之間，寄人籬下，狼狽不堪，心情特別惡劣，甚至與友情深厚的宋淇夫婦也發生了齟齬。

　　凡此種種，張愛玲都在信中毫無保留地向丈夫傾訴，字里行間流露出兩人的愛情甚篤、相濡以沫。

　　從這6封書信中，還可以看出張愛玲從來美時懷揣文學壯志，到感覺來日大難，頻頻受到健康、經濟、友誼等方面的打擊挫敗，最終“瘋言瘋語”的整個心理變化。

　　小說夢破瘋言瘋語

　　信中寫道，正當40歲的張愛玲自覺創作力旺盛，計劃寫一本張學良的小說《少帥》。

　　她一直幻想著能在紐約寫成一部新小說，揚名立萬。但隨著賴雅的中風病倒，加上之前張學良拒絕接受她采訪等一系列打擊，致使她的小說夢破滅。

　　貫穿書信中的另一個重要話題，則是經濟的困窘。張愛玲向丈夫關照如何節省每一筆開支，以竭力維持生計。

　　信中寫到，最令她感到悲苦失望的，是為了掙錢，不得不獨自去香港為電影公司寫劇本《紅樓夢》，然而劇本總不能令電影公司滿意，“辛苦的從早上十點寫到凌晨一點，手腳都腫了”，“工作了幾個月，像只狗一樣，卻沒有拿到一分酬勞”；懷著希望的遠東之行，給她身心帶來諸多的困擾和折磨，“‘瘋言瘋語’”成了我唯一可用的心理道具”。

　　夫妻絮語毫無保留

　　陳子善指出，雖然7年前，美國夏志清教授公布了張愛玲1963年至1982年間給他的100封信札，5年前香港劉紹銘教授又介紹了張愛玲1966年至1967年間給他的18封信札(部分)，不過因為夏劉兩人是張的友人，張致他們的信仍然比較矜持，比較抽象。

　　而在給賴雅的6封書信中，張愛玲傾吐了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話，使讀者有可能了解一個更為真實的張愛玲。

　　文章來源：香港《文匯報》 文/章蘿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