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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評論員 秋風
自19世紀中葉中國在外力壓迫下對外開放以來,能夠接觸到外部世界的人越來越多,尤其是讀書人,無不痛感于中國的貧弱,以一種時不我待的急迫心態,尋求著古老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我們迄今仍然走在這條路上。
五四運動及作為五四運動背景的新文化運動,也許是這條路上的一個轉折點。
至今85年過去了,我們仍然能夠強烈地感受到她的沖擊波。從今天的種種政治、文化制度和觀念中,我們也依然能夠清晰地看到她的背影。
五四的遺產就是“科學與民主”。
這其實是整個150多年來每代人都念念不忘的兩大目標;大多數人都同意,現代化就等于科學加民主。只不過,五四時代的激進知識分子把這個口號大聲喊了出來,并使它們深入人心。
80多年來,這兩種觀念一直是中國政治、社會、文化變革的推動力量。當然,在實踐中,這兩者的落實還不盡如人意:盡管接受過科學訓練的人很多,但在決策中,卻未必能夠真正體現科學精神。民主制度的建設,也才剛剛起步。
然而,現在回頭來看,把現代化僅僅歸結為科學與民主,卻是不準確的。
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它還涉及到憲政、法治、市場等等方方面面的問題,而這些東西,都不是“科學與民主”兩個詞所能概括得了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概括上的偏差導致了后來制度設計上的偏差,從而造成了現代化道路的曲折。比如,市場制度在數十年間曾被完全壓制。
更糟糕的是,當后來的人們把本來已經簡單化的“科學與民主”再推到極端的時候,更是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五四一代知識分子認為,民主和科學是人間最美好的東西,西方人就是靠這兩樣東西實現了現代化和民富國強。他們回過頭再觀察中國傳統,卻看不到這兩樣東西——起碼沒有完整的現代科學體系與成形的民主制度。于是,他們相信:中國之所以沒有現代化,就是因為傳統的阻礙。傳統的政治就是專制,傳統的社會就是人壓迫人,傳統的道德就是人吃人,而傳統的文學就是空洞無物,傳統的文字太難學習。總之,為了現代化,必須首先摧毀傳統,改造社會、思想、觀念,培養新人。
堅決、徹底地反傳統,就成為新文化運動中一個最為搶眼的現象。不管是陳獨秀、魯迅還是胡適,都是反傳統的先鋒。
他們的信念是真誠的。但他們的言與行其實存在自相矛盾——因為這些人成長于傳統之中,在他們身上,傳統的知識和道德已經流入血液。也許正因如此,即便他們提出了矯枉過正的口號,也不至于劍走偏鋒。
他們的口號是激進的,但行為卻是中庸的。既受傳統的熏陶,又接受了西方知識,使他們從容地游走于古今、中西之間,從而寫就了這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文化最華美的一頁篇章——這段歷史中最優秀的小說、散文、思想、學術,以及科學精神和道德人品。
而后來者,只聽到了那一代人所說的,卻沒有看到他們所做的——因為那些口號被進一步簡化。民主被簡單地理解為人民當家作主,卻忽視了其中復雜的互相制衡的憲政、法治制度設計。科學則被簡單地理解為新的就是好的,舊的就是不好的。一切社會習俗、宗教、風尚、信念等等,都必須用科學的標準來衡量一番,如果不合乎科學,就毫不留情地拋棄。
于是,我們看到,一批又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向中國的傳統發起了一輪又一輪的征伐。彌漫于全社會的反傳統沖動,自然也滲透到政府的決策中。
——舊的城市被連根摧毀,徹底重建。
——傳統的習俗被大規模地清理、改變。
——法律成為改造社會的工具,但在立法時經常不考慮民間原有的民事慣例,比如禁放鞭炮、禁止乞討......
與之相應,城市的特色在逐漸消失;和政治性節日、西洋節日相比,傳統節日的氣氛越來越淡薄;社會普遍的寫作技藝日益粗糙,學者、甚至文學家們所寫的作品,不令人覺得美好。
知識分子曾經錯誤地以為,這是為了實現現代化而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是,人們驚訝地發現,在這樣一輪又一輪徹底反傳統的文化、社會運動之后,中國確實已經喪失了諸多傳統,但卻并沒有實現現代化。
而當我們的視野投向周邊的國家和地區時,也許更加驚訝。他們那里不曾發生大規模的摧毀傳統文化的運動,傳統的道德、社會風俗、習慣被自然地保留下來,然而,他們卻比我們更為現代化。
在那里,傳統與現代,本土與西方,令人驚訝地可以和平相處,而且,甚至是相得益彰。
85年后的今天,再回頭看,我們恐怕不能不承認,也許,我們把事情弄擰了;或者,從五四那一代起,當他們提出那個簡單的口號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把事情弄擰了。
因此,當我們在85年后,再次提起五四時,我們所要做的,應該是超越五四,超越科學與民主這樣簡單的口號。其實,這也許才是五四倡導的真正精髓——科學理性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