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中國足球的十年資本曲線

　　“體育與教育、文化、傳媒都屬于上層建筑。在中國，政府意志而不是經濟基礎對體育的影響更大，因而上層建筑不能全盤、只能部分產業化……”——中體產業董事長魏紀中

　　產權關系不清晰，資產受管制，不能通過合約自由平等地確定權利和義務，市場競爭訊號扭曲，不能形成良好的市場競爭秩序，而競爭秩序不健全，假球、黑哨難以避免，最后變成了黑和黑的競爭……”——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羅衛東

　　“實際上，政府官員不承認足球是產業，而是精神文明建設的窗口。老百姓喜歡什么就支持什么，自己又不出錢，卻讓那些國家壟斷的行業搞……”——前廣州太陽神俱樂部總經理劉孝五

　　本刊記者/李劍敏

　　1992年6月，中國足協在北京西郊“紅山口”召開會議，這是一次對中國足球來說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確定中國足球進行職業化改革的方向，并決定在1993年進行試點，1994年正式推出甲A聯賽。

　　但此后甲A十年，一直到中超元年，中國足球卻屢屢與暗箱操作、泡沫、經濟危機、不良資產這些字眼聯系在一起。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羅衛東對本刊說：“中國足協原想畢其功于一役，既通過足球產業化獲取利潤又提高中國足球水平，現在兩者都沒有實現。”

　　足球進化論：

　　廣告、交換工具、資本符號

　　甲A十年，足球俱樂部一直是多種所有制共存，包括：代表政府意志的國有(壟斷)資產，和政府關系密切的民營企業，以及幾乎不能從政府那里換取任何好處的民間資本。

　　羅衛東說，資本進入甲A的動機和形式各異，至今形成了三次不同的發展歷程。

　　1994年初到1997年是產品經濟(自給自足為主要特征)，產業或金融資本進入，看中的是足球給企業自身帶來的廣告效應。

　　1998年到甲A后期是商品經濟(以交換為主要特征)，足球成了交換的工具，可以從地方政府手中獲取稅收優惠、土地批租、上市額度等一系列好處。這也是一些俱樂部老板雖然明知在中國玩足球掙不了錢，但仍前赴后繼進軍足球圈的主要動力。

　　而目前是“符號經濟”，如大連實德徐明與廣東健力寶張海的資本運作，是以足球為傳媒和載體，卻經營足球之外的產業。

　　“由于嗅覺靈敏，敢于吃螃蟹”，甲A早期投資俱樂部的以民企為主，企業規模大小不一、實力參差不齊，但幾乎都是改革開放后成立的新興企業，比如廣州一度知名的民營企業——太陽神。

　　前廣州太陽神俱樂部總經理劉孝五回憶，當時，俱樂部每年一般投入一兩百萬，第一年他們投入460萬，打到了聯賽亞軍。但太陽神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主席懷漢新認為很值，因為球隊的存在，讓太陽神公司省了幾千萬元的廣告費，效果可能更好。

　　劉孝五說，那是廣東足球的鼎盛期，廣東的5家民營企業擁有5支甲級球隊，所謂“甲五風云”(1996年，廣東足壇擁有宏遠、太陽神、松日和深圳平安4支甲A球隊，還有佛山隊在甲B打拼)。

　　但沒過幾年，廣東足球就呈現頹勢，劉孝五認為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市場不公平競爭，大量國企進入后燒錢不心疼，抬高了足球的門檻，直線上升的俱樂部投入讓廣東民營企業難以承受。

　　《足球》報一項調查顯示：足球職業化初期，企業花幾百萬元就能打理一支球隊，到甲A末期，俱樂部的投入少則五六千萬元，多則上億元。上海中遠進入甲A3年,投入五六億元；云南紅塔6年砸了六七億元，健力寶2003年一年就投入1.3億元……

　　廣東球隊要么降級、要么散伙、要么轉讓，不復昔日盛況，成為民企玩不起足球的典型。

　　1997年，民營企業深圳金鵬企業集團董事長利煥南痛感足壇環境惡劣，抽身而退，將球隊售與云南紅塔，這是甲A以來出現的第一次俱樂部轉讓。

　　此后，更引發大批國企殺入。在足球泡沫的噓聲四起中，甲A也過渡到了“符號經濟”階段，以徐明、張海為代表的足球“寡頭”趁機擴張，進行資本運作，炒作概念成為最有效的套現手段。

　　資本與權力互搏

　　2003年12月2日，中國足協副主席楊一民在總結十年甲A時說，十年中共出現127支甲級俱樂部球隊，其中俱樂部32次轉讓，降級后7家俱樂部解散，球隊55次更名。資本如過江之鯽進出甲A，在與權力的搏殺中消長和擴張。能否從中突圍、進而謀求控制，目前還難以看清。

　　對此，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羅衛東認為，甲A十年由于多種所有制成分并存，不同產權特性的資本按照不同的游戲規則運作，形成了復雜的運營機制，足球市場出現“混沌”，基本處于無序或秩序的邊緣。

　　中國足球資產質量欠佳，表現在硬件和軟件上，而硬件并不是主因，最關鍵還是人力資本、制度環境和競爭規則這些軟件的不如人意。

　　“政治和經濟結合，官員和企業家合謀，足球被賦予政治任務，領導要政績，俱樂部要成績。”羅衛東說，因此從球員、教練、俱樂部到足協，壓力都很大，不可能產生真正的市場競爭。

　　中體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魏紀中介紹說，歐洲俱樂部都是私人所有，委托有經驗的人管理，必然是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

　　在中國，國有企業投資的俱樂部，其總經理與其他政府機關職員一樣，都屬于組織任命。這些俱樂部老板自然具有政治和市場雙重取向，但最終要服務于前者——只有出政績，他們的權力和級別才能保持甚至升遷。

　　遼足俱樂部總經理張曙光表示，政績的最直接體現就是俱樂部成績，為了取勝，國有企業的投入往往可以不計成本，因此出現了球隊為取得好名次，以驚人的價格供養球員——1994年，甲A球員年平均收入在5～6萬之間，約是中國工薪階層的5～8倍，現在甲A球員的收入是工薪階層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

　　“這是中國職業足球的瘟疫，瘟疫的溫床實際上是來自國有企業。”原沈陽海獅俱樂部總經理章健說。

　　這就造成了國有企業樂于做“前臺老板”，更大的“后臺老板”是那些熱衷于足球的省市領導。一位國企足球俱樂部的總經理說，俱樂部幾乎沒有自身說話的權力，無論換教練、找外援、球員轉會、俱樂部股份重組或轉讓，都依賴于當地的政府行為，違背了足球市場的經濟規律。

　　在這樣的初衷下，人們看到山東電力集團注資魯能、上海市政府出面改制申花、遼寧省政府阻擾遼足搬遷到北京……一幕幕非經濟手段在甲A屢見不鮮。

　　民營企業則以市場取向為主，擺在第一位的是消費者的權益，而不是上司的意志。即便民企投資足球動機復雜，但畢竟與國企不同，因其必須自負盈虧。羅衛東說，如果由民間資本根據資源競爭的原則，進行單一規則的競賽，就會演進出一套秩序。

　　產權混亂的另一方面，體現在俱樂部與中國足協的關系上。廣州體育學院教授譚建湘認為，甲A產權關系混亂，俱樂部出錢出力產生的聯賽，卻不擁有所有權(所有權事實上由足協掌握)，當然也就沒有管理權和經營權，而中國足協由于組成機制的制約，難以從根本上代表和維護俱樂部的利益。

　　在國外職業體育運動中，聯賽所有權十分明確，屬于參賽俱樂部自己組成的專門機構，如英超、NBA聯賽；也有屬于項目協會領導下，由俱樂部和有關人士組成的聯盟的。雖然形式不同，但大多能代表屬下俱樂部的整體利益，既行使管理俱樂部的權利，行為又受到俱樂部的監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俱樂部總經理表示，以俱樂部目前的力量，無法監管足球市場，也無法把握足協這樣的機構，無力真正規范足球產業的競爭。

　　未成產業何談收益

　　十年流入甲A的資本雖然將近60億，但估算其總收入，卻不超過10億(《足球》報1月12日報道)，甲A成了名副其實的“燒錢機器”。

　　因此，當本刊在調查甲A十年的投入產出比時，絕大多數俱樂部老板都含糊其詞，語焉不詳。

　　遼足俱樂部總經理張曙光直言，甲A十年沒有一家俱樂部能靠自身掙錢。像遼足這樣的股份制俱樂部，之所以還能堅持下來，主要是靠球員轉會的收入和股東的投入。張曙光透露說，即使一些大俱樂部，收入也只能滿足全年支出的15%到20%。

　　目前，中國足球俱樂部所謂盈利，往往靠的是關聯交易——根據需要由母體公司直接給俱樂部劃撥資金，或由關聯股東買下俱樂部廣告權益。

　　在歐洲，足球俱樂部的收入基本是“三三三”制，即電視轉播權、門票和產品開發。而在中國，這三大塊卻微不足道。

　　此外，歐洲俱樂部的發展還有一個重要的支柱產業，就是足球博彩。中國雖然也發行足球彩票，但猜的是歐洲聯賽，而不是自己的中超和中甲。即便如此，廣州足彩銷售一星期仍然最高可以達到3億。

　　電視轉播權收入的缺失也為俱樂部所詬病。中國足協名義上擁有甲A的電視轉播權，但實際上卻被中央電視臺享有——央視一年出價不高，雙方因此一直在吵架；直到去年，上海文廣集團才以3年2.25億元的高價買下中超前3年的電視轉播權。

　　歐洲俱樂部的電視轉播權有三塊：新聞報道權(使用畫面在3分鐘內無需購買)；賽事集錦權，超過15分鐘需購買；還有比賽的現場直播權，它自然更不是球迷可以免費享用的“午餐”。

　　足球直播的電視收費盡管誘人，在中國還不是現實。假設中超一場球有1000萬戶家庭收看，每戶收一元錢，就達到1000萬元；而中超12支球隊，每隊一個賽季打22場比賽，共264場，電視轉播的收入就將達到26.4億。如此巨大的蛋糕，足球俱樂部即使分到零頭，也能極大緩解他們的財政壓力。

　　目前的情況是，俱樂部在收入上捉襟見肘，支出卻年年攀升。支出最大項是球員和教練的工資和獎金。遼足俱樂部總經理張曙光透露，甲A球員的收入差距可能超過100倍，一些主教練收入比歐洲同行還高。

　　“在中國足球形成真正的產業和市場前，談論資本的投資和收益，沒有任何意義。”中體產業董事長魏紀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