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鄧樸方榮獲2003年“聯合國人權獎”。他是獲得這個獎項的第一位中國人、全球第一位獲得這個獎項的殘疾人。這一榮譽,也是國際社會對我國殘疾人權益保障事業的肯定。請聽他獲獎后的心聲———
文/袁建達
“我們沒有做的事情比起做到的要多得多”
記者:首先祝賀您獲得聯合國人權獎。您是第一位獲此獎的中國人,您認為這一獎項對中國的人權事業特別是殘疾人事業意味著什么?
鄧樸方:這次聯合國人權獎能夠頒給一個中國人,特別是一個殘疾人,我覺得有雙重意義:一是國際社會承認了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和進步。這一獎項雖然是發給我的,我想它在一定意義上是頒發給中國殘疾人事業的,是對中國政府長期以來致力于人權事業的發展,致力于執政為民、改善人民生活,特別是下大力氣解決包括殘疾人在內的特殊群體基本生活問題的一種肯定。
還有一層意義是聯合國人權維護體系更加關注殘疾人領域。這個人權獎,說明國際社會對殘疾人問題有了新的認識。對于殘疾人問題,人們以前更多注意的是法制問題,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從人權的高度來關注。國際社會正在制訂《國際殘疾人權利公約》,這是一個大動作,它表明國際社會對保障殘疾人人權的問題更加重視。
記者:我們能不能從您獲獎來判斷現在中國殘疾人的狀況就是令人滿意的呢?
鄧樸方:不,不能。任何時候都不能說殘疾人狀況令人滿意。但是可以說我們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這種進步是令人滿意的,但是真正說到殘疾人狀況,還有那么多殘疾人吃不上飯,住不上房子,穿不上衣服,這樣的殘疾人現在大概還有600萬,多大的數字啊!貧困殘疾人還有1000萬以上。所以,要說很滿意,這完全談不上。現在可以說我們做了很多工作,這些工作都令我們滿意,或者說令我們興奮,但是談到中國的殘疾人狀況,我們沒有做的事情比起做到的要多得多。
“人道主義是我的追求。殘疾人更喜歡發自內心的尊重”
記者:您曾經說過:“非人道的混亂,給了我一個殘缺的軀體,我卻用它去建立一個人道主義的秩序。”這是您做一切事情的最終目標嗎?
鄧樸方:這句話不是我自己說的,但是我認可這句話。你說人道主義是我的最終追求,我不是這個想法。但肯定是我的追求,在中國推行人道主義,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個目標,但很難說是最終的追求。說老實話,我們的社會曾經缺失了這一段。
記者:在推行人道主義過程中,我們知道做一件具體事情容易,但要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卻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鄧樸方:事情是一步一步做起來的,比如開始我們提倡人道主義的時候,那時候正在批判人道主義,第一步就是要喊出一個強烈的聲音來,不能再批人道主義了,人道主義是多了還是少了呢?在中國是少了,少了為什么還要批判它?如果是多了的話,為什么會產生“文革”那樣非人道的事情?所以一開始我們就提出人道主義應當是殘疾人事業的一面旗幟,人道主義應該是我們國家的一種基礎思想,我們應該更多地吸收別人的人道主義,把人道主義拿進來,讓廣大人民群眾接受,使人格受到尊重,使人的權利得到保障。
記者:請您具體告訴我們,健全人應該怎樣看待殘疾人,殘疾人應該怎樣看待自己?
鄧樸方:第一個層次是同情,同情心是所有善良的人都應該具備的;第二個層次是尊重,你要尊重殘疾人,或者說你能夠主動幫助殘疾人。當然還有一個層次,就是你不要把他當作殘疾人看,很多殘疾人更喜歡這種發自內心的尊重。
對于殘疾人來說,有兩種心態比較常見,一種是殘疾人面對自身的殘疾比較自卑,容易自我封閉,有時候思想偏激,處于社會邊緣狀態,這種現象說到底也是社會造成的。因此,我們一直提倡殘疾人要自強、樂觀。另外一種常見的就是殘疾人特別自強,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比如張海迪、吳運鐸,還有其他優秀的殘疾人,他們的自強精神、奮斗精神,那種不服輸,一定要在社會上首先頑強地生活下去,然后頑強地展示自己的才華和能力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殘疾人事業有成績更有困難,社會應給予更多支持”
記者:您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很長時間,請介紹一下殘聯工作的成績。
鄧樸方:殘疾人事業目前有了一個比較好的組織體系,比如說殘疾人聯合會,現在已由市縣向街道鄉鎮發展。再比如說我們確確實實為殘疾人辦了許多實事,已幫助880萬殘疾人康復。教育方面,1987年盲童入學率只有2.7%,聾童入學率只有5.5%,至于弱智兒童只有0.33%,現在這三項總體的入學率已達到74%。特殊教育學校原來只有500所,現在達到1600多所。80年代到90年代期間,幾乎每年增加100所特教學校。勞動就業現在非常困難,健全人下崗的也非常多,但是我們殘疾人的就業率還在上升,這都是一點點做出來的。
記者:現在貧困的殘疾人最需要解決哪些問題?
鄧樸方:一個貧困的殘疾人需要什么?當然就是吃飯、穿衣、住房,就是這三條,首先要解決這些。這些年來政府大力搞扶貧、開發,殘疾人實在不能勞動的,城市采取“低保”,農村采取各種各樣的扶貧措施。每年我們還有扶貧貸款,專項為殘疾人扶貧。康復、教育、勞動就業等等,每一項都需要解決。比如殘疾人沒有錢看病怎么辦?有的稍微康復一下就能恢復得很快。再一個就是上學問題,小學、中學、義務教育、職業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這些統統都是問題,需要一項一項解決。比如就業,我們收保障金,然后把錢拿出來再進行職業培訓。
黨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對殘疾人來說,也要奔小康。我們要在10年、20年后使殘疾人中有一部分人達到小康水平。但是,殘疾人奔小康的工作與殘疾人扶貧工作是完全不同的。殘疾人扶貧是只要你工作做到位,給他飯吃,給他衣服穿,扶貧任務就算完成了。殘疾人奔小康不同,不是說我幫助你了,你就小康了。必須通過殘疾人自身能力的提高、身體狀況的改善、知識的積累,使他們本身或者家庭成員在社會上有較正常的職業,有生存能力了,才能進一步發揮主動性,真正達到小康。我們這方面還沒有更多的經驗,還要不斷地摸索。
記者:作為中國殘聯主席,您對黨和政府制定殘疾人政策和法規方面有哪些比較具體的建議?
鄧樸方:殘疾人保障法從1990年開始實施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社會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殘疾人保障法有些條文可能已經過時了,因此,殘疾人保障法的修改已經提到日程上來。
還有就是殘疾人就業條例,現在我們正在搞,難度比較大。殘疾人就業條例制定后,我們要給殘疾人一個較好的就業環境。
再一個就是促進地方立法,使之更好地為殘疾人服務。比如交通法規,世界上很多國家或地區都準許有能力的殘疾人駕車,我們也應該效仿。有些殘疾人是買得起汽車的,如果他們能夠開汽車,我覺得應該給他們排除障礙。現在更多的是殘疾人的三輪摩托車問題。每一個城市的市長都希望城市交通好一點,三輪摩托車有時候會對城市交通產生一些影響,有的城市就想把三輪機動車取消,連代步工具都不給殘疾人,這怎么行?
再一個就是怎么執法。希望人大每年的執法檢查,政協執法方面的調研,能夠涉及到殘疾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父親有關殘疾人事務的題詞幾乎一個也沒有,但他理解和關心殘疾人事業”
記者:眾所周知,您的父親是鄧小平。您父親在您做這個工作的過程中,有沒有給您一些精神上的或其他方面的支持、指導?
鄧樸方:這個我要向很多殘疾人檢討。我從事殘疾人事業,父親是支持的,但是我從來沒有請他為我專門說過什么話,也沒請他為殘疾人題過什么詞,這也許是自己的一種想法吧,我覺得干事情要自己干,不能靠父親的聲望。但是這樣做的一個后果就是,現在找我父親有關殘疾人事務的題詞幾乎一個也沒有。但是,他理解和關心殘疾人事業,支持殘疾人事業。這一點我是有深刻體會的。
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袁建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