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企業家》稿件務經書面授權并注明摘自《中國企業家》。)
從津津樂道第一代創業者的過失到正面評價其功績,中韓社會都需要這種轉變
對話 韓國《經濟學家》雜志總編輯 金光洙
《中國企業家》雜志總編輯 牛文文
時間 2003年8月14日
地點 北京和平飯店
第一代的悲歌
牛文文:金宇中、鄭周永等第一代韓國企業領袖,今天碰到了困難,韓國公眾和企業界如何評價他們?中國第一代創業型企業家,失敗或出事的也不少,有的在牢里,有的跑到國外了。中國政府、公眾和企業界,對他們的評價非常的復雜,從“騙子”、“罪有應得”,到“太驕傲自大”,直到“環境不好”、“不太公平”,爭議頗大。怎么評價這些出事或失敗的企業家,對后輩企業家的價值取向有很大影響,也是一個國家商業環境與商業文化的一個重要風向標。
今天我們兩本商業雜志的總編,一起試著來探討一下這個中韓企業界的共同問題。
金光洙:在這里,很難用“很好”或者“很糟糕”等一句話來概括。同時,評價某一個具體的人物存在著既敏感又復雜的問題。評價金宇中前會長這樣的人物時更是如此。目前,在韓國社會也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多種評價。換句話說,企業界、政府、金融界、普通國民以及大學生們均抱有各自的觀點。同時,對于大宇集團解體的看法也不大一樣。把大宇集團的解體歸咎于政府的一方,針對這一事件抱有十分惋惜的態度。
相反,主張金宇中前會長的經營失誤導致大宇集團解體的一方,不禁拍手稱快。一度成為工薪族偶像的金宇中前會長遭遇的這樣的迥然相異的評價,個中也有具體的緣由。具體地來講,這不僅與韓國內的整體社會氛圍有關,而且還與韓國國民的素質不無關聯。
一般來講,韓國國民和政府對于崩潰的企業老總的反應都很冷淡。成功的時候贊不絕口,但失敗時又急速背離的現象,充分反映了韓國社會的整體氛圍。這樣,也十分吝嗇去評價失寵企業老總的過往功績。實際上,任何人都免不了“功”和“過”的兩面性。但是,目前社會評價金宇中前會長的時候,相對其功勞更加側重于評價其過失的一面。以我個人的觀點,這十分可惜,應該高度評價金宇中前會長的功績。特別是,他走出狹小的韓國市場跨向世界舞臺的一面,還有對于事業的執著的熱情和創業精神等等,應該給予高度的評價。但是大宇集團的過度的擴張戰略、相對自身的實力過分向銀行伸手借貸、怠慢企業機構調整等等,這些都是十分惋惜的方面,而這不僅僅是只局限于大宇集團的弊病。
我想知道中國人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
牛文文:據我所知,中國企業界對金宇中先生,還有其他一些第一代韓國企業家,還是比較尊重的。中國人把他們看作“漢江奇跡”的創造者。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十分看重韓國企業“后起直追”的趕超戰略,因而十分尊重大宇、現代這些把產品做到全世界的大企業。正因為如此,金融危機后韓國大企業紛紛陷入困境、金宇中會長突然失蹤,讓中國企業界很是震驚。我本人為此曾經寫過一篇短文《失蹤的董事長》,說在東方社會環境下企業家經營失敗一般要承受極大的道義壓力和比較嚴酷的法律條款,所以不少人選擇了出逃。
“成者王侯敗者寇”,這種文化傳統在中韓兩國看來都很有市場。1996年起,《中國企業家》集中研究了一批經營失敗的企業和企業家,我們“研究失敗”是為了“避免失敗”。對后來者而言,失敗企業家的反思,具有極高的借鑒價值。企業界對我們的這項工作,還是比較肯定的。后來被研究者廣泛引用的失敗案例,大多來自《中國企業家》雜志那幾年的報道。
我想,這里面有一個評價角度與評價的標準問題。公眾、企業界、政府,對失敗企業家的評價,差異很大,評價的標準也不很一致。用什么標準來評價一個企業家?起碼,不能用對待明星的態度。
金光洙:目前,韓國社會對于現代集團創始人已故鄭周永前會長的評價相對好一些。這一方面是由于七八十年代鄭周永前會長一直為代表韓國企業界的元老,而且現代集團一度也保持韓國企業界老大哥的地位的緣故。眾所周知,鄭周永前會長晚年也經歷了一些風波。況且,他親手指定的繼承人鄭夢憲會長又突然自殺身亡等等,現代集團正處在創業以來最為嚴重的困境之中。目前,現代集團也面臨解體的危機。曾經是韓國最大企業集團的現代集團已經蕩然無存的說法,也并非夸大其辭。
目前已經獨立的現代汽車株式會社以外,現代商船、現代電子、現代建設等企業也面臨著跨出集團化走向獨自生存的道路。雖然整個現代集團已經趨于解體,但是對于集團老總的評價還是比較高。大體上韓國社會對于鄭前會長均作出了較高的評價。對于自殺身亡的鄭夢憲會長,韓國社會也沉浸在失去優秀的企業家而惋惜的氛圍中。這與韓國社會對于金宇中前會長做出的不同的評價有些差異。
以我個人的觀點來看,怎么高度評價在一片廢墟中建立起韓國經濟的財閥創始人的功績也不過分。也就是說,韓國社會應該改變目前相對于“功績”更加青睞于“過失”的普遍現象。牛文文:中國現在也非常需要這樣的轉變。
他們的遺產
牛文文:“失敗是成功之母”,第一代創業者為韓國企業界留下了什么遺產?
金光洙:目前,韓國企業界正處在世代交替之中。第二、三代已經掌握了企業的命脈,而且第四代也正在企業經營一線上躍躍欲試。在這里,最主要的是第一代韓國企業領袖們留下了創業精神和挑戰精神。并且,通過親身實踐驗證了創業和挑戰精神。
自從韓半島戰爭之后,韓國一無所有。在一片廢墟之中,這些人緊緊依靠政府的微薄的支援進行了創業活動。這些人完全憑借創辦企業報國、創辦事業報國的信念,拼命忘我勞作。不僅依賴從日本借貸的資金引進缺乏的科學技術,而且也積極學習日本企業的經營模式。尤其是,全方位效仿了當時在全球做貿易活動的日本綜合商社的經營模式。韓國的財閥就是從這樣的環境中成長的。還有,動員廉價的勞動力和勤奮的工人快速制造出了廉價的商品,并且工廠建筑物的建設速度也走在了世界的前頭。
結果,把握韓國經濟命脈的鋼鐵、半導體、造船、汽車和纖維產業就是在這樣的處女地中創建的。就是在這樣一片廢墟之中,依靠勤奮的雙手建立起了“韓國工廠”。
韓國的奇跡—漢江奇跡,就是他們創造的產物。
今后,是否還會出現猶如第一代創業人一樣的企業家,還是個疑問。所以,目前正在守護家業同時又再創業的第二、三代企業家的今后經營模式更成為了社會談論的焦點。
牛文文:很遺憾,中國第一代企業家在經營失敗后,創辦的企業大多隨之消亡衰敗了。他們的遺產,主要是精神層面的。比如說,對擴張時機的把握。中國企業家大多有強烈的“做大”企圖心,如饑似渴地捕捉擴張機會,第一代企業家很多都在盲目擴張上載了跟頭。再比如說,對企業與社會關系的把握。中國傳統重仕輕商,企業家白手起家,很渴望得到政府的扶持庇護以及社會的認可尊重,有時過度依賴獲取政府資源,這樣社會對他們的評價也就要苛刻一些。
新一代企業家,主要是1992年后創業的企業,我們叫作“10年公司”,很注意從前輩那里汲取經驗教訓。他們的成功標準,從“做大”變成“做強”;他們的榜樣,從日韓轉向美國企業,尤其是500大公司;他們對企業治理結構有了更深的理解,對企業家與股東、團隊、公眾、政府的關系,有了更切實際的認知。10年公司的企業制度安排,普遍要比第一代企業先進,在這方面犯錯誤的概率,減少了許多。
復興后的韓國大企業與以前有什么不一樣了?在管理方法、產業結構、資本構成上,有什么變化?
金光洙:經歷金融危機的慘痛教訓之后,韓國大企業已經認識到了危機,所以正在以美國等先進國家的國際性的會計核算標準記錄企業會計賬本。三星電子、LG等一部分韓國大企業的大股東均為海外投資家。所以,如果不按照他們的要求去做,企業會再度陷入困境中。在財務方面,正在大力縮減負債比率,從過去的超前的資金運營轉為重視危機管理、重視資金流。
企業經營方式也大都仿效美國的GE、HP以及日本豐田等海外先進企業的經營模式。這些企業大都體驗到了如果不按照世界標準來經營企業,則不可能繼續生存下去的經驗。并且企業也逐漸從重裝備的生產轉向服務行業、金融行業等出現了多角度經營的趨勢。但是,目前還沒有確定具體的企業發展方向的企業也不少。甚至韓國代表性的企業——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也曾說過,“每當想起今后5年或者10年后依靠什么來發展企業時,達到了后背也發涼的程度。”
牛文文:李健熙會長有這么強的危機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大企業普遍碰到了大困難,但經過奮斗又恢復了活力。中國企業經歷了20年的高速發展,環境一直比較順利,但連續20多年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不可能長期延續下去,以后的大環境也許會變得十分惡劣。中國企業非常需要學習韓國企業的“低谷再生之道”。
韓國《中央日報》去年的一項調查被不少中國媒體轉載:韓國前100名的富豪中40%出生在冬季;白手起家的29名富翁中,大約60%的人出生在冬天。就企業而言,生(創業)在冬天(經濟低谷)的企業,與生在春天(經濟黃金期)的企業,真的不一樣。春天企業對環境的要求較高,冬天企業可能更依賴自己的生存能力。
金光洙:通過亞洲金融危機,韓國企業取得的最大的教訓就是重視了資金流的重要性。換句話說,企業即使發展得再大,發展潛力再大,如果資金流出現問題,結果只能換取崩潰的結局。為此,韓國企業果斷地砍下了不能賺錢的項目,并且為了更加徹底的企業結構調整,甚至含淚出售了中堅企業項目。目前,雖然還需要進一步的企業結構調整,但是通過這一段時間的調整,大部分企業已經克服了危機。
過去,韓國企業只注重發展,但現在卻更加著力于危機管理的層面。
牛文文:在韓國幾大企業中,有的很好,但有的恢復得慢一些。
金光洙:三星和LG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但是現代與大宇卻有些后退。其中的緣由雖然十分復雜,但是從企業結構調整的角度來分析也能得到一定的答案。三星和LG集團十分重視企業結構調整和資金流,相反大宇和現代卻相對忽視了這方面的工作,十分可惜。如果起初大宇集團也徹底地進行結構調整工作,則完全可以避免出現如今的局面。
后繼者
牛文文:韓國大企業領導人的后代(第二代)接班了嗎?第二代與第一代有什么不同?
金光洙:目前,韓國企業第一代領導人的子女們從其父母手中已經接過或者正在接管企業。雖然對這種子承父業的現象也出現了一些指責,但是這些子女們都經歷了艱苦的考驗階段。其中,大部分不僅具有在海外取得的高學歷,而且具備了充足的專業知識和一定的領導力。并且,很早就在企業一線上奔波掌握了相當的業務知識。所以,在海外知名獵頭公司的名錄之中均有排名。
在選擇集團企業繼承人的問題上,大部分企業家所主張的客觀標準為是否具備一定的才能,但是在韓國內“為何把集團企業推讓給后代”、“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等呼聲越來越高,所以這些子承父業的第二、三代企業家目前迫切需要跨越這道坎兒。
牛文文:我感覺,在三星等大企業復興的背后,在娛樂、網絡、創意領域,韓國民間存在一個勃勃有生氣的創業熱潮。三星手機能引領時尚潮流,似乎有韓國新型創意工業的支持。如果沒有年輕一代逆市創業,以青春熱血推動的娛樂創意工業支撐,韓國制造業的冬天會不會更嚴酷?這批冬天創辦的企業,會不會對韓國傳統的企業哲學產生影響?
金光洙:自從1997年的金融危機以后,韓國出現了許多新興企業家。這就是所謂的風險企業家。金大中政府時期,甚至總統府食堂里也掛上了韓國大企業和中小風險企業并駕齊驅引導韓國經濟的雙馬飛奔圖。現在不知道這幅畫是否還繼續掛在總統府食堂里,但是目前有許多風險企業家消失了。韓國的中小企業渴望獲得像臺灣中小企業那樣的發展,但是還需要走很長的一段路。目前,韓國經濟還是依賴先前的大企業集團來支撐,而中小企業在資金難、人力難、銷售難的三重苦難中正在不斷掙扎。
先進的韓國社會確確實實需要在中小企業或者風險企業之中出現能夠代表韓國企業的典型企業,但是能否實現還是個疑問。大多數企業家都深深感到,若要早日實現韓國政府既定的國民人均收入2萬美元的時代,則需要培養更多的猶如三星電子、LG電子、浦項制鐵和現代汽車等具有代表性的企業。
牛文文:你這次來中國,對中國企業界有何觀感?
金光洙:韓國企業界很重視中國企業的發展,并且由于中國企業的迅速發展未免為自身的發展有些擔憂。韓國企業以往注重于學習日本企業的經驗,但現在又為中國企業的成長感到驚奇。
大多數韓國企業認為,現在中國企業不僅是在廉價的產品方面,而且在需要一定的設計經驗技術的高檔次的產品方面也具備了一定的競爭優勢。這充分反映在IT、互聯網游戲等未來產業方面也積累了相當的經驗技術。甚至在韓國媒體中也出現了中國上海已經超越韓國漢城的報道。以我個人來講,北京的新天地以及名品街也超越了韓國相應的名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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