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17日電 今年以來，一些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繼續升溫，對中國居民的心理預期產生一定誤導，以致最近一個時期，一些地區開始出現人們到銀行拋售美元換取人民幣的現象。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就此刊發署名文章，對如何應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發表了一家之言。

　　文章稱，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和心理預期，已經成為當前經濟生活中值得高度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8月份中國政府和中央銀行鄭重宣布，人民幣匯率將繼續保持基本穩定，這不僅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世界。這是積極的、負責任的回應，對于遏制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是非常必要的。同時，我們也要客觀分析人民幣升值的內外部壓力，并采取適當的減壓措施，才能實現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政策目標。

　　文章認為，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是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的重要體現，也是繼續保持中國經濟良好發展勢頭的重要條件。一國的匯率水平保持基本穩定，根本上反映了該國雄厚的經濟實力和良好的投資環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連續20多年快速增長，綜合國力穩步增強，政治環境穩定，投資環境不斷改善，這是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的根本保證。

　　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對于促進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中國目前的通貨緊縮趨勢還沒有根本緩解。為兌現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我們也付出不小代價，至今還沒有消化完，以致連續6年發行長期建設國債而難以“淡出”。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又受到非典的意外沖擊，而且它對出口、就業和工業增長的后續影響還將繼續釋放。如果人民幣在目前基礎上進一步升值，將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再次產生較大負面沖擊。根據我們宏觀經濟研究部運用計量模型進行預測，假定人民幣升值5%、10%和15%，將會使今年全年出口增速放慢8.5、17.4和26個百分點，并導致GDP增速放慢0.16、0.38和0.59個百分點。人民幣升值幅度越大，對中國出口、就業、投資、消費和經濟增長的抑制作用越大，因此決不可迫于某些國家的壓力而貿然行事。

　　文章同時指出，人民幣匯率穩定是促進周邊國家和世界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而匯率不穩定才是抑制其發展的消極因素。匯率穩定有利于中國投資環境的穩定，否則將會損傷外商對中國投資的信心。如果人民幣小幅升值，則很可能強化繼續升值的預期，引起境外“熱錢”對人民幣發起投機性攻擊，導致人民幣匯率大起大落，進而可能惡化中國的投資環境。一旦人民幣大幅升值，外商要用更多的美元來換取所需的人民幣，外商來華直接投資的成本必將相應提高，包括人民幣貸款的財務成本、勞動力成本，以及在中國境內采購設備和原材料的成本等等，都會高于人民幣未升值時的水平。再說，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抑制作用，將首先落到外商投資企業頭上。日本貿易振興會對1300多家在華日本企業的調查表明，它們絕大多數不希望人民幣升值，因為其中一半以上的企業主要從事出口。

　　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確實有經濟上的原因。在世界性通貨緊縮的局面下，針對中國出口增速較快，一些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其目的是壓我們減一部分出口，增一部分進口。但是，中國增加進口并不需要借助人民幣升值。中國正在兌現入世承諾，不斷降低進口關稅，取消進口配額等非關稅壁壘，這些都促進了進口的迅速增加。事實上，入世以來中國進口增速大幅提高，而且明顯快于出口增速。2002年中國進口增長21.2%，高于2001年進口增速13個百分點；今年1-7月，中國進口增長42.9%，高于出口增長速度9.5個百分點。相應地，中國的貿易順差迅速縮小，由2002年的325億美元下降為現在的60多億美元。中國經濟和金融的穩定，還將進一步擴大進口需求。反之，一旦由于匯率大起大落而導致中國經濟發展的健康局面逆轉，對所有同中國做貿易的國家和來華投資者的實際利益都將產生不利影響。

　　文章作者特別提到，一些國家圍攻人民幣，過多地攙雜了內部政治斗爭和外交斗爭的因素。一些發達國家把匯率當作對付中國的武器，以掩蓋本國經濟的深刻矛盾。這不能不使國外有識之士得出“中國被當作替罪羊”的結論。正像美國《華爾街日報》指出的那樣，既然美聯儲表示將要采取一切手段來實現美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防止通貨緊縮，那么西方國家力圖迫使中國實行人民幣升值，顯然是不現實也不公平的。

　　人民幣匯率穩定有利于鞏固中國外匯體制改革的成果，并為進一步完善匯率形成機制打好必要的基礎。1994年外匯制度改革以后，中國已經形成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由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來決定，中央銀行運用間接操作工具調節市場供求關系，保持匯率的基本穩定。人民幣匯率與美元掛鉤，是隨外匯市場供求變化而浮動的，并不能按主觀意志進行重估。當美元相對于歐元、日元處于弱勢時，人民幣會相應貶值；而當美元處于強勢時，人民幣則會相應升值。今年6月以來美元開始走強，人民幣已經有隨之升值趨勢，如果再人為提高升值幅度，將使人民幣匯率偏離市場自然波動的正常范圍。因此，對人民幣匯率進行人為的重估，是違背市場規律的，容易扭曲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作用，不符合中國經濟市場化的客觀要求。

　　目前不宜調整匯率政策，但可考慮采取相關措施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例如，適度放寬對企業和居民使用外匯的限制，改進目前的銀行結售匯辦法，多用些外匯儲備，增加一些國內急需產品的進口，支持企業到境外投資，等等。

　　文章分析稱，當然，中國現行匯率制度并不完善，還需要改進。例如，由于中國對外匯實行一定的管制，外匯市場的波動還不能完全反映真實的外匯供求關系；人民幣匯率與單一貨幣掛鉤，還是一種間接的浮動匯率，不能直接反映外匯市場的供求變動。

　　人民幣升值存在一定的內部壓力，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需要采取有針對性的減壓措施。多年來，中國的出口和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一直快速增長，外匯儲備大量增加，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上表現為經常項目盈余和資本項目盈余(即所謂“雙順差")不同程度地擴大；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上，則表現為外匯供大于求。外匯儲備充裕，保證了前些年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提高了中國的國際信譽，但是“雙順差”增長過快和總量過大，也使人民幣升值的內部壓力逐漸加大。此外，1998年以來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客觀上縮小了人民幣匯率隨外匯市場供求變化而靈活波動的幅度，相應地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匯率變動對外匯供求關系的調節作用。換言之，人民幣匯率波幅如果過分縮小，相當于變成固定匯率，也不利于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內部壓力。

　　由于人民幣升值確實存在一定的內部壓力，因此也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調節宏觀經濟的難度。一方面，外匯儲備增長較快，相應地增加了中央銀行以外匯占款形式投放的基礎貨幣(主要是通過結匯渠道投放人民幣)，中央銀行不得不采取公開市場“對沖”操作來緩解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如果“對沖”操作力度過大，又可能對內向型經濟領域的大量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產生不利影響。這是因為外匯占款首先流向外向型經濟領域，融入內向型經濟領域需要較長時間；而“對沖”操作引起商業銀行放貸收縮，本來就融資困難的中小企業將首當其沖。另一方面，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存在缺陷，匯率相對固定，也對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產生制約。在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情況下，資本的流入流出勢將加劇，國內貨幣供應和國際收支平衡將遇到較多不確定因素。如果匯率不能靈活變動，將難以調節外匯供求關系，中央銀行也將很難兼顧人民幣幣值對內穩定和對外穩定。國際上通常認為，在開放型經濟中，固定匯率、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三者是不可兼得的。這一規律性的現象在中國也將以某種形式表現出來。

　　文章最后指出，綜合考慮以上因素，從中長期看，人民幣匯率逐步擴大浮動幅度是必要的，這種浮動應是有升有降的，而不是單向的只升不降，或只降不升。隨著進口需求增長和短期資本流動加大，中國外匯可能出現供不應求，人民幣升值壓力將轉為貶值壓力。在人民幣具有貶值壓力時，再調整現行匯率政策，既有利于維持國際收支平衡，也有利于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人民幣和外匯供求的調節作用。

　　目前不宜調整匯率政策，但可考慮采取相關措施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例如，適度放寬對企業和居民使用外匯的限制，改進目前的銀行結售匯辦法，多用些外匯儲備，增加一些國內急需產品的進口，支持企業到境外投資，等等。即使出現少量貿易逆差，也不必過于擔心，這樣有利于減少貿易摩擦，而且目前資本項目順差較大，并不會影響國際收支平衡。通過以上措施適當地為人民幣升值減壓，也有利于擴大中央銀行的調節空間，提高貨幣政策的穩定性和有效性。(盧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