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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公開強奸或性騷擾的受害人姓名是各大媒體的報道禁忌。但今天，互聯網為任何個人在任何時候報道任何話題提供了可能。最近對NBA球星科比性騷擾案的報道，有識之人開始思考何處是媒體的報道底線

　　倍受關注的“科比性騷擾案”

　　2003年7月2日，一名19歲女子向美國科羅拉多州鷹縣警方報案，稱6月30日凌晨受到NBA著名球員洛杉磯湖人隊科比的性侵犯。這位5次入選全明星陣容的球員被控犯有三級性侵犯，而按照科羅拉多州的法律，這相當于強暴罪。

　　不過科比說那個女孩是自愿和他發生性關系的。24歲的科比7月4日向警方自首，在繳納了2.5萬美元的保釋金后被釋放。

　　案發當地的一個成人BBS貼出了兩張這個女子在啦啦隊中的照片。隨即，全美的體育聊天室和BBS充斥著關于科比性騷擾一案的討論，受害女孩子的姓名、照片、E-mail地址和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都被公開。

　　8月7日，科比性搔擾案在科羅拉多州法庭首次庭審。攝像機和照相機將被允許進入法庭全程拍攝。

　　幾年前，辛普森案成為美國媒體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小報和主流媒體的區別從此變得模糊起來。當年辛普森案中，一堆小報大肆挖掘小道猛料，然后堂而皇之地把這些放到報紙的版面上。這種做法逼迫很多被稱作“高品位媒體”的電視和日報也跟進，因為如果他們不公布小報們透露出來的猛料，很快就會被讀者們的投訴口水淹死。

　　如今科比性騷擾案可能會成為媒體史的又一個轉折點，不過這回產生這種變化的力量是網絡。

　　文/展江(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系教授)姚朔

　　北京時間8月1日，被炒得沸沸揚揚的湖人隊球星科比·布萊恩特性侵犯案又爆出“秘聞”，據美國《維爾日報》引用匿名消息來源透露，該故事的男女主角是從兩廂情愿開始，但很快發生了變化，最終才導致暴力行為的上演。

　　一樁并不復雜的性騷擾案因為有了NBA的著名球星參與，使事情變得眾人關注；而在美國眾媒體的合力炒作下，這宗看似簡單的事件秘聞迭出、熱鬧非凡。

　　有報道說，“執行此案的不少法院雇員近來都成了建筑工人，法院正門口的大街上已經出現了一溜十來個臨時轉播臺，美國各大電視新聞網的攝影師們在此爬上爬下地工作，幾乎全天候地發送現場報道。”

　　媒體在此次報道進程中有可能突破傳統禁忌，特別是某廣播電臺脫口秀主持人披露可能的性侵犯對象姓名后,美國司法和傳媒學界各方展開了一場關于媒體是否可以公開受害人姓名的大討論。

　　兩種媒體兩種做派

　　全美的體育聊天室和BBS充斥著關于科比性騷擾一案的討論，案中女孩子的姓名、照片、E-mail地址和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都被公開。

　　而洛杉磯一個通過辛迪加向60個地方電臺播放節目的脫口秀主持人湯姆·利基斯，在他的節目中也披露了這個可能受害的科羅拉多州伊格爾鎮女子的姓名。他振振有辭地說，既然科比的名字被一再提起，那么該女孩名字不被透露將是不公平的事情。“我們都被告知強奸是暴力，不是性，所以她(受害人)沒有理由感到恥辱或者難堪。所以，我愿意把她的名字說出來。”

　　有線電視也加入了這個陣營，將這場紛爭改造成沒完沒了的肥皂劇，其中最壞的部分是讓專業律師喋喋不休地討論案情。此外，至少有十來個網站犯了張冠李戴的錯誤，登出另一名女子的有關信息，現已被責令撤消有關內容。

　　北京時間8月7日，科比·布萊恩特因涉嫌強暴一名19歲女子將首次出庭受審。此前科比曾向科羅拉多法庭提出請求，要求在法庭上禁止使用照相機和攝像機，但法官已經拒絕了這一要求。這意味著科比案審訊將全程曝光。

　　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美國，以私有私營為主流體制的媒體形成了兩大陣營即二元結構——高品位媒體和大眾化媒體。高品位媒體始終堅持新聞專業主義和媒體贏利訴求之間的平衡，兩者發生沖突時應當以新聞專業主義為重；而大眾化媒體則以吸引最大量的受眾群作為首要目標。

　　高品位媒體在新聞選擇時，側重于新聞的社會意義和公益性，而大眾化媒體則凸顯新聞的趣味和刺激性。高品位媒體以嚴肅負責和莊重節制見長，雖然在發行量和收聽/收視率上不占優勢，但是獲得較高的社會聲望，而大眾化媒體則以放肆和煽情著稱，能夠在瞬間吸引最多的眼球，在發行量和收聽/收視率上占有優勢，但是社會聲望低下。

　　科比案引起的討論某種程度上沖擊著美國媒體悠久的二元結構，而互聯網作為新生媒體在技術上的強力攻勢，也不斷刷新著二元結構傳統的平衡態勢。高品位媒體和大眾化媒體以兩張不同的臉譜，演繹著截然不同的節制和放肆的媒介文化傳統。

　　網絡時代隱私不再？

　　在過去，公開強奸或性騷擾的受害人姓名是各大媒體的報道禁忌。但今天，互聯網為任何個人在任何時候報道任何話題提供了可能，隨著各形各色的沖浪者以及新聞記者的信息共享，不可避免地，科比原告的各種個人信息——她的地址、感情問題甚至她喜歡的顏色都可能會在網上流傳。

　　在互聯網和各色煽情媒體放肆而咄咄逼人的攻勢下，傳統高品位媒體仍舊采取傳統的節制格調，如《紐約時報》、科比所效力球隊洛杉磯湖人隊大本營所在地的《洛杉磯時報》和各大廣播公司，拒不刊登那名女子的姓名。但是一批學者專家正在對這種傳統做法的法理依據和有效性提出質疑，他們指出，從實際影響的角度來看，這種保密原則既可能違憲，又沒有實際意義。隨著互聯網所提供海量的信息的流傳以及電臺脫口秀節目的播放，這一消息已經席卷全美大地。這是否意味著高品位媒體將最終放棄他們恪守的職業做法——為受害者保密？

　　針對科羅拉多州伊格爾縣法院主審法官加內特關于各媒體記者不得刊播可能受害人的姓名和圖像，否則將被剝奪采訪權的命令，曾經在“五角大樓文件案”成功地為《紐約時報》進行辯護的著名律師弗洛伊德·艾布拉姆斯批評，這可能是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之舉。艾布拉姆斯說，為受害者姓名保密的做法在《第一修正案》中是找不到根據的。曾為多家媒體爭取法庭采訪權的紐約律師戴維·舒爾茨說，這一命令不僅違憲，而且沒有效用。明尼蘇達大學研究媒體法和倫理學的簡·柯特利教授也認為，一家法院試圖通過威脅要限制憲法保障的接近權而且將道德標準強加于媒體，這顯然是不恰當的。

　　密蘇里新聞學院教授、前《得梅因紀事報》主編吉內瓦·奧弗霍爾瑟則認為，報紙試圖保護受害人不為公眾所知已經顯得不切實際，并且是不平衡的。這位學者一直主張公開強奸案的可能受害人姓名以消除對她們的詆毀。在奧弗霍爾瑟主持《得梅因紀事報》期間，該報曾刊登一組關于強奸問題的系列報道，包括登出一名同意公開案情的受害人的姓名。該組報道在1991年獲得了普利策獎中最重要的為公眾利益服務獎。奧弗霍爾瑟說，允許某人提出指控而又不讓新聞界報道其名，這是不公平的。

　　另一種意見認為，公布強奸受害人姓名既是對受害人的二度侵犯甚至是二度強奸，又會降低女性報案的可能性。根據1994年進行的《全國犯罪受害調查》，在432750起由調查對象報告的強奸/性侵犯案件中，只有32%報了案。未報案比例最高的一類是強奸未遂案，高達80.4%。

　　從美國媒體所報道的學界和業界有關科比案的爭議中，中國同行似乎可以吸取一些經驗教訓。國內一些媒體要么不去認真報道美國新聞界和法律界的對媒體倫理問題的嚴肅思考，要么就是將對這種思考的進行簡單化、兩極化的處理，而借批評美國媒體的炒作跟風進行二度炒作。這似乎說明，媒體在日益商業化的背景下不能不受到職業倫理的約束，而我們在職業倫理和新聞法治建設方面要走的路還很長。

　　另外，對于大眾化媒體的大量報道也不能一概否定，因為它們畢竟讓公眾對有關問題了解得更多，而在一定意義上，大眾化媒體的傳播抹去了文化特權，推動了文化多元化、民主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