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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被符號化的時代。

　　任何一個人或者團隊被符號化后都變得神圣，并擁有令人難以想象的影響力。

　　盡管“搖滾”曾經(jīng)被社會的主流唾棄；盡管列儂出生在社會的“底層”……這些絲毫影響不了Beatles成為社會文化的代表或者一個城市的象征

　　不久前，英國文化大臣宣布：利物浦擊敗伯明翰、紐卡斯爾、布里斯托爾、卡迪夫和牛津，當選為2008年度“歐洲文化之都”。利物浦的城市宣傳畫正是懷抱吉他的約翰·列儂。

　　事實上，利物浦之所以能在競爭中勝出的“殺手锏”正是那面現(xiàn)代大眾文化的旗幟——風靡全球、經(jīng)久不衰的搖滾樂隊披頭士(Beatles)的號召力。你可以不知道這座城市身后的800年歷史，但似乎沒有理由不知道披頭士。顯然，在這場“文化”的競爭中，披頭士勝利了。這也是大眾流行文化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又一次勝利。

　　搖滾樂的誕生

　　歷史地看，搖滾樂的興起里程碑式地預示了資本主義世界社會文化的革命。肇始于18世紀中葉工業(yè)文明和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動搖了資本主義世界普遍信仰的根基，世界開始拒絕承認各式“權(quán)威”，“上帝”在對自由意志的樂觀期待中被埋葬。

　　進入20世紀50年代，一個特別值得關(guān)注的變化發(fā)生了：黑人中流行的時尚文化取代了白人文化。以美國為代表的發(fā)達世界的少年用對抗主流文化價值的方式向社會宣告自己的存在：街頭幫派、黑色皮夾克、尖頭皮鞋、油光锃亮的鴨尾發(fā)型……這些，都被標上“亞文化”的符號，匯聚組合出一股充滿反抗和顛覆性的時尚。他們不斷叩擊古板的社會文化體系，不懈地找尋新的表意介質(zhì)以疏泄反抗精神。

　　他們選擇了搖滾樂。

　　在他們的《圣經(jīng)》中你能找出如下記載：“神說，要有光，就有了搖滾樂�！�

　　披頭士的崛起是這場革命中的革命。1959年，利物浦的四個年輕人組織了一個名為Quarrymen的樂隊，接著先后易名：Johnny、Moondogs、Silver Beatles，最終定名為Beatles。很快地，他們的歌聲從英國到美國最終傳遍全世界，到1964年，這四個胡鬧的青年已經(jīng)獲得了世界性聲譽。

　　讓我們來看看這四個家伙的檔案。共同點是他們都生于貧困家庭：約翰·列儂(John Winston Lennon)幼年即遭父母遺棄跟隨姑姑長大，童年曾加入某個幫派干過偷竊物品和拖拽女孩短褲的勾當；保羅·麥卡特尼(Paul McCartney)是棉布商的兒子，全家人住在狹小并且裸露著磚頭的房子里；林戈·斯塔樂(Ringo Star)的家庭同大多數(shù)貧窮的工人階級沒什么區(qū)別，后來父親拋棄了這個貧窮的家，母親從事酒吧侍女賺錢撫養(yǎng)林戈；樂隊中年齡最小的喬治·哈瑞森(George Harrison)是公交車司機的兒子，他16歲時就為生活所迫當了學徒。另一個更為關(guān)鍵的共性是：他們很早就對搖滾樂懷有相同或相似的想象。

　　披頭士的革命

　　在古板而且充滿精英主義的英國傳統(tǒng)看來，“真正的”文化植根于歐洲傳統(tǒng)，美國這個昔日殖民地國家的文化不過是粗陋低下的混合體。搖滾樂只不過是粗野無禮的美國青年人的玩意兒，甚至比同樣源于美國的爵士樂更加讓人困惑，完全登不得大雅之堂，更談不上獲得英國乃至歐洲認同的文化“進口許可證”。

　　然而，披頭士不可逆轉(zhuǎn)的流行讓這一切顯得虛弱不堪，英國人文化上無形的“馬奇諾防線”被這四個年輕人攪起的搖滾洪濤徹底沖潰。披頭士甚至入侵并攻陷了搖滾樂的原生地——美國。

　　1964年4月4日是披頭士完全征服美利堅的“紀念日”：樂隊有五張唱片高居美國排行榜！更加不可思議的事情發(fā)生在接下來的一周里，披頭士有14首歌曲攻入排行榜，其中5首徑直飚入Top10！

　　在歌曲中，披頭士的無盡魅力展現(xiàn)無遺：它給正處于充滿困惑的成長中的少年以置身群體擁依中獲得的難得的安全感。在披頭士的歌聲中，聽者始終可以將自己與巨大而又陌生的群體保持認同，雖然有些虛幻但確實潛在。

　　披頭士當年的影響和地位堪比“搖滾樂歷史中的柏拉圖”：他們的舞臺風格、衣著扮相、樂曲編配、作詞風格等等，無一不成為其他樂隊或廣大青年的模仿樣式。女孩子以這四個青年人為心中的白馬王子，男孩子則蓄起長發(fā)穿著圓領(lǐng)T恤衫擺弄著手中的吉他，他們詮釋、模仿著幾乎全部披頭士可以被發(fā)現(xiàn)的行為甚至包括惡習。即便是翻唱披頭士的歌曲，也不知造就了多少新的搖滾力量。

　　披頭士只有生長在大眾時代才能擁有這樣的威力。披頭士之所以能夠成為人類文化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名詞之一，與其說因為他們音樂中浸透的天才，不如說他們迎合了大眾的需要。20世紀6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工業(yè)、科技特別是大眾傳媒的發(fā)展，從根本上為披頭士神話提供了可能條件。以美國為例，1950年時，美國僅有13%的家庭擁有電視機，到了1955年，擁有電視機的美國家庭比例激增到68%，而在披頭士全面“入侵”前兩年的1962年，美國已經(jīng)有90%的家庭擁有了電視機。

　　因此，披頭士將自己放在了強大的工業(yè)資本、發(fā)達的傳播網(wǎng)絡和以“通俗”為取向的大眾化定位三大基座之上，終于建成一座宏偉的文化建筑。披頭士在短期內(nèi)就占領(lǐng)了相對于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的量的絕對優(yōu)勢。

　　“披頭士”的符號力量

　　利物浦當選為“歐洲文化之都”，讓我們再一次感受到這個大眾文化符號的威力：披頭士就是搖滾樂，披頭士意味著時尚和成功。就搖滾樂乃至整個人類文化而言，披頭士偉大之處在于完成搖滾家族的首次大融合，并為搖滾樂席卷全世界吹響了出發(fā)的號角。對英國人或許還存在潛在的意義：披頭士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大英帝國在戰(zhàn)場和市場上喪失的榮耀。

　　在披頭士徹底地改變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流行音樂運行軌跡的同時，披頭士逐漸成為一個影響力強大的“符號”。結(jié)果似乎是披頭士通過影響大眾的心態(tài)而改寫了歷史。

　　披頭士的深遠影響使之成為符號資本中的“硬通貨”。利物浦制勝的秘訣也在于此，最終的勝利證明了這座城市才是最高超的資本運作者。披頭士在一首歌中唱道：All you need is love(你要的全部就是愛)。換一個詞更適合本為文表達：All you need is symbols(你要的全部就是符號)。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云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