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野村證券株式會社在5月底取得中國證券市場首批QFII資格，成為可以進入中國A股市場的少數國際著名金融機構之一。QFII資格對野村而言別具象征意義，也使野村自80年代以來與中國建立的深厚關系再次引起世人興趣。

　　眾所周知，野村與中國聯系廣泛。在過去20多年里，大量的中國業務使野村陸續招收了一批精明強干、能力出眾的中國人職員。自80年代末泡沫經濟崩潰后，以銀行、證券業為主體的日本金融界呈現劇烈動蕩，能夠進入日本金融界的中國人畢竟鳳毛麟角，一直被視為在日華人精英。這其中，野村集團的中國人成為令人羨慕的一群。

　　一、野村的中國人職員依托于野村的中國業務

　　野村證券株式會社是日本位列第一的證券公司，也是世界著名金融機構。作為一個大型集團性企業，旗下包括野村證券、野村基金管理、野村綜合研究所、野村不動產、野村中國投資等。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野村開始關注中國，公司首腦數訪中國。1982年5月，野村在北京設立事務所，率全球同業之先。1986年10月，野村開設上海事務所，是首家進駐上海的國際知名券商。

　　為了應對不斷擴大的中國業務，野村在1980年招收了第一名中國人職員。最高峰時，在1997年金融風暴之前，野村集團的中國人雇員曾多達40余人。野村集團里的中國人與野村的中國業務密切相關，特別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期，他們成為中日經濟協作的重要橋梁。

　　從80年代開始，野村與中國展開了多種合作交流。野村的中國業務主要有：1、長年接受中國政府派遣的經濟、金融、證券和企業經營管理方面的研修生，特別為新興的中國證券業培養了大量人才；2、通過與中信、中銀合作，為中國政府首次在海外發行國債；3、協助中國設計并建立了開發區制度，減化審批程序；4、向中國介紹并傳授日本經濟高速成長的經驗；5、為帶動日本企業去中國投資，野村先期投資建成樣本項目，以示表率。其成果是分別于1984年和1986年簽約，同時在1990年建成并開業的上海花園飯店和北京發展大廈；6、野村為推動日本企業對華投資，于1989年與中信集團的中國國際經濟咨詢公司等合資在北京成立了信野國際經濟咨詢公司，2003年5月30日，獲全資改名為野村企業咨詢(中國)有限公司。迄今為止，經野村中介而達成的日企對華投資案已達198家，加上仍在談判的項目，多達230家；7、1989年還成立一家租賃公司，由野村與三井物產、中國建設銀行、中國五礦總公司合資；8、野村向中國派遣日本人職工進修生，早期留學中國者現在大都成為野村駐中國事務所及合資公司的重要干部。

　　在野村與中國合作的各個領域里，都活躍著中國人職員的身影。他們或參與中國業務戰略布局，或專注于野村投資中國的重點工程，或成為日企對華投資的實務推手，或成為中日經濟的研究專家，當然還少不了證券業務的實際操作者。從80年代開始，野村招收中國人職員大致有兩種來源：1、在野村有過進修經驗者；2、日本名牌大學的中國人畢業生。隨著來日華人留學生畢業者增多，90年代以后，后一種方式成為主流。

　　多年來，野村里的中國人分別來自兩岸三地，有聚合離散，也有新舊交替，但野村的中國業務關聯者每周五早晨都有一次中國信息交換會。這個傳統自1985年延續至今，已保持了18年。每月也會搞一兩次輕松的午餐會，多在周三。野村里的中國人各有所長，各有主業，很多人正是通過這種松散的企業內聚會而獲得了彼此交流的機會。

　　二、最早進入野村集團的中國人

　　現任野村中國業務主管的陳君來自香港，1978年畢業于上智大學后，先在香港野村證券工作。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國改革開放后，野村敏銳預感到中國業務將大有可為，遂把陳君調回東京本社。1980年，陳君入社，成為野村正式雇用的第一個中國人社員，也是第一個外國人社員。迄今，陳君在野村度過了23年的職業生涯，參與野村所有重大的中國業務。

　　陳君在野村時間最長，先后在調查研究部、綜合研究所、國際金融部等部門工作。1980年8月，野村建立了第一個中國室，由3名日本人和1名中國人組成，陳君就是野村中國室里最早的中國人。1982年，野村為新中國在海外發行了第一筆國債，陳君是主要操作者之一。相對于面向所有個人投資者的公募債而言，野村一開始為中國發行的國債面向海外專業法人和投資機構。陳君將此命名為“私募債”，這一稱呼延用至今。在積累了一定經驗之后，中國才開始發行公募日元債券。

　　在80年代中期，野村積極向中國介紹日本經濟高速成長的經驗。當時的野村副會長伊藤正則曾在北京做過4次著名的講演，由陳君擔任中文翻譯。伊藤是中國國家經委發展研究中心惟一的外國人顧問，當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朱基幾乎每月都與伊藤和陳君見面交流，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陳君感到，日方有關出口貿易、加工工業、證券市場的經驗和建議，對中國八九十年代制定產業政策和發展戰略起了很大影響。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中國經濟發展又起浪潮。陳君再次回到日本本社，在國際金融部主理野村的中國業務。1995年至1998年期間，陳君赴上海參與國有企業重組工程，為日中企業尋找合作機會。近年來，陳君更多地向日本企業介紹中國的投資環境和發展趨勢，為日企對華投資牽線搭橋。

　　當然，中國人在野村這樣的大企業，未必都能人盡其才，發展空間有限也是事實。但陳君對此相當釋然。他認為：野村的中國人雇員能力很強，相當出色，絕不比日本人差。但個人能否得到發展，除了能力之外，還有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外國人雇員很少能進入日本大企業的董事會高層，不是企業為歧視而歧視的結果，而是民族性、社會體制和思維習慣造成的。與日本一樣，這也是東方國家的通病。相反美國本來就是一個世界大熔爐，允許有能力的人各擅勝場，而日本則講究團隊默契，主張以心傳心。外國人要進入核心階層，自然困難。陳君感到，中國人在野村工作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野村不會再因為要開展中國業務而專門錄用中國留學生。外國人入社與日本人一樣，都是從大學畢業后的一張白紙開始，首先被培養成一名企業人。9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銀行業金融業自身難保，與中國的關聯業務受到壓縮，相反歐美系金融機構大舉進入中國市場。現在，與蕭條的金融業相比，日本的制造業和大商社與中國的關系更深厚。陳君建議，如果抱有“寧為雞口，不為牛后”的雄心，這樣的學生不宜進大公司。在大公司，個人永遠是部門里的螺絲釘，在日本終身雇傭制崩潰的今天，螺絲釘精神不再是安逸生活的保證。“日本是一座橋，到日本留學不是最終目的，年輕的留學生們應該想辦法盡快通過這座橋，跑向自己的人生目標”──這是老野村人陳君的忠告。

　　三、老三屆出身的野村高級職員

　　1985年入社的佐佐木芳邦，是野村招收的第一個來自中國的大陸留學生。

　　佐佐木芳邦，中國原名叫尤芳邦，1950年出生在東京，父親尤偉仁曾是戰后日本華僑歸國運動的發起人之一，母親是日本人。1953年，3歲的尤芳邦隨父母乘船回國，生活定居在天津。1966年“文革”開始，初中三年級學生尤芳邦寫大字報、鬧革命，還辦起了《紅鋒報》和《中學生》雜志，十分踴躍。1968年，尤芳邦響應上山下鄉號召，帶400名青年學生赴內蒙古插隊，在農村生活了5年。這期間，革命熱情逐漸淡漠，尤芳邦開始認真考慮人生的未來。

　　1973年，尤芳邦有機會進入北大東語系日語科，重新撿起了留存在童年記憶里的日語。1976年畢業后，他先赴呼和浩特內蒙古科技情報所工作，后于1978年回天津南開大學做日語教師。

　　1980年，30歲的尤芳邦來到日本，成為改革開放后最早的留日中國學生之一。尤芳邦先讀語言學校，后進上智大學經營學科學習。1985年畢業，經友人介紹通過面試，進入野村證券，直接從事野村中國投資事業。

　　今天的佐佐木回想起當年進公司時，自己對于野村的知識幾乎是零，只是看到了野村有“中國室”，覺得可以一試，想法很單純。當年主持面試的是中國室室長小山。小山問佐佐木在“文革”中做過些什么，佐佐木沒有隱瞞，實話實說。多年以后，小山告訴佐佐木，當時覺得佐佐木為人誠實，才下很大決心招收了第一個來自社會主義中國大陸的野村社員。佐佐木認為，誠實、可靠，是日本企業招員最主要的原則。

　　佐佐木進野村后，正值野村設立中國投資公司，在上海和北京兩地同時展開花園飯店和北京發展大廈的談判、選址和建設工作。佐佐木直接參與了野村在北京發展大廈的投資項目。從雙方談判的第一句話起，一直到今年發展大廈開始為股東們分紅，佐佐木全程參與其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橋梁作用。佐佐木18年的野村生涯，與北京發展大廈融為一體，他覺得很值得。

　　在具體細微的實際工作中，佐佐木深切感受野村對工作要求非常嚴格，其一絲不茍，精益求精的精神，在中國很少見到。每次出差，所有的工作都要先做好日程表，工作緊而不亂，有條不紊。在具體的施工合作過程中，與其它日本公司員工相比，野村人的思維更嚴謹，工作追求最高效率。佐佐木記得有一次開公司運動會，球衣上印有一句社訓：“Nomura makes the best of best”，這也讓所有野村里的中國人受益匪淺。

　　佐佐木認為野村是家好公司。野村目前仍是日本金融界的首富，股價保持最高，2002年是日本僅有的2家贏利的證券公司之一，而全日本證券公司多達200家。野村位居行業第一的好處是，可以接到很多大項目，與中國合作業務的層次和級別都很高，各種人才也會奔著野村來。因此，進入野村工作的中國人都是優秀的人才，很多人是不可多得的干將。當然，野村用人非常狠，對中國人雇員也是以使用為主，培養為輔。日本曾出版過反映大企業用人的“殘繪物語”系列，《野村證券殘繪物語》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能夠吸引人才，卻未必留得住人才，是野村以及日本大企業的通病。中國人在野村里進進出出、來來往往，已不是新鮮事。

　　四、野村的中國人雇員：人才備出，各有所擇

　　自陳俊明和佐佐木以下，野村里的中國人雇員人才備出。目前活躍在日本社會的著名經濟學者，來自臺灣的理查得.顧和來自香港的關志雄都是野村綜合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熱心為中國經濟開發區提供咨詢，為日本企業介紹中國經濟動向的野村綜研的緒方卓，原名卓子旋，是日本第一位外國人證券分析員資格獲得者；在推動日企對華投資的中介服務方面，來自大陸的王家福大顯身手；野村證券金融研究所的邵薇經常提供有見識、高質量的分析報告，引起中日雙方重視。還有野村國際(香港)的岳志明，野村綜合研究所的李粹蓉、孫錫寧等人，都在中日經濟互動中發揮著有效的作用。

　　多年來，因為客觀原因或是個人原因而離開野村的中國人也有不少，但野村的職歷，更重要的是在野村經受的嚴格訓練，都為他們日后的工作提供了便利。“良禽擇木而棲”，古今一貫，中外相同。不少人走出野村后都找到了更能發揮自己才能，更能體現自身價值的新工作，如今都有發展。比如1997年金融風暴期間，野村的國際金融部因業務銳減被迫調整，幾位離開野村的中國人都獲得了新的選擇：袁耀東去了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馮戎去了中國證監會，施前哨去了Soft Bank，還有海外項目部的王建寧回北京開業當了律師。

　　野村里的中國人經歷了金融風暴后的低迷階段，近幾年又補充了一些新鮮力量。就像所有日本主流企業一樣，年齡越輕的中國人雇員，與普通日本人社員的差別越少。他們再也得不到專職從事中國業務的“特權”，而必須從頭學起，先學做一名合格的企業人。

　　來源：中文導報 作者：楊文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