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灣戰(zhàn)爭前,美軍的變革是“技術推動”,基本上是“摸著石頭過河”。海灣戰(zhàn)爭后,美軍開始以明晰的理論為指導,有選擇地把新技術納入軍事系統(tǒng),加大“理論牽引”力度,一批新概念和新理論,如“系統(tǒng)集成”、“網絡中心戰(zhàn)”、“行動中心戰(zhàn)”、“非接觸作戰(zhàn)”、“全維高級作戰(zhàn)”等紛紛涌現,推動了美軍變革。
對軍事變革方案進行嚴密論證和實踐檢驗
對軍事變革措施進行充分論證,是美軍一貫做法。美國1986年的國防改組法,從論證到實施先后用了4年時間,軍方及參眾兩院都參加了方案的論證與制定。在新一個波次的軍事變革中,美軍沿襲了這種做法,把戰(zhàn)爭、演習和虛擬實踐三個環(huán)節(jié)作為其軍事變革的“試驗場”。如美軍在海灣戰(zhàn)爭中,全面檢驗了越戰(zhàn)之后軍隊改革的成果;在科索沃戰(zhàn)爭中,試驗了非接觸作戰(zhàn)理論;在阿富汗反恐作戰(zhàn)中,首次對網絡中心戰(zhàn)理論進行了嘗試;在伊拉克戰(zhàn)爭中,美軍使用第4機步師的目的,在于全面論證數字化部隊建設目標,為陸軍的數字化建設提供依據。20 02年7月24日~8月15日,美軍舉行的代號為“千年挑戰(zhàn)—2002”軍事演習,其目的是檢驗《2020年聯合構想》的主要作戰(zhàn)理論和原則,改進現行的條令、編制、訓練、人員素質和設施建設。
發(fā)揮現代技術的綜合優(yōu)勢,開發(fā)虛擬現實技術,是美軍檢驗新理論、新戰(zhàn)法、新武器的常用方法。這種“準實踐”活動內容豐富,如國防部主持的“先進概念技術演示”;參聯會主持的“聯合概念開發(fā)與試驗”;軍種部主持的“軍種開發(fā)與試驗”。此外,陸軍、海軍、陸戰(zhàn)隊、空軍依托19個作戰(zhàn)試驗室,分別實施“陸軍試驗戰(zhàn)役計劃”、“艦隊作戰(zhàn)試驗計劃”、“海龍試驗計劃”和“遠征部隊試驗計劃”。在這種“準實踐”環(huán)境中,軍事變革減少了風險,避免了大的失誤。
贏得政府和社會對軍事變革的廣泛支持
美軍認為,軍隊改革需要足夠的經費保障,改革時期的國防開支不能低于G D P的5%。因此,美軍非常重視向政府和社會宣傳軍事變革,以求得民眾支持,為深層次的改革掃清道路。
美軍推行新軍事變革之初曾遇到一些政府幕僚的尖銳批評,認為這是冒險行為。為此,前國防部長科恩曾公布上任以來“實施變革活動的清單”,以求得政府的理解與支持。拉姆斯菲爾德接任后,美國國會仍對軍隊改革投入過多、步子過快、風險較大產生懷疑。9·11事件使美朝野意識到了軍事變革的必要性。布什很快公布了《四年防務評估報告》,重新明確了美軍建設和改革的方向,宣布20 01年財年國防預算追加56億美元,2002財年預算3508億美元,2003年國防預算達到歷史最高記錄3961億美元。隨著政府推進軍事變革力度的增大和民眾態(tài)度的轉變,美軍邁開了更大的變革步伐。
軍事變革需要通過立法方能確保順利進行
在美軍歷史上,1900年的《參謀部法》、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1958年的《國防改組法》、1986年的《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等法律,曾對保證軍事變革的順利進行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美軍注重把比較成熟的改革成果及時“物化”于法典之中,把經論證試驗后相對成熟的理論寫進軍事法規(guī),確保落到實處!拔锘钡耐緩街饕校杭{入國會通過的法律,國防部的《國防報告》,國防部、參聯會制定的軍隊發(fā)展規(guī)劃,參聯會和各軍種部隊頒發(fā)的條令條例等。如把“擴大文官職權”、“加強參聯會主席作用”、“設立聯合勤務軍官”、實施新“聯合作戰(zhàn)”和“聯合勤務”等建議,納入了“國防部改組法案”。1999~2002年國防部的《國防報告》吸納了“精確力量”、“無縫隙總體力量”、“導航戰(zhàn)”、“聯合持續(xù)打擊環(huán)境”、“全能軍隊”、“全方位高級作戰(zhàn)”、“火力圈”等軍事概念創(chuàng)新成果!澳繕瞬筷牎、“軍事能力向非國家主體擴散”、“前沿威懾”、“風險管理”等新理論概念,也寫進了2000年國防部、參聯會制定的《2020年聯合構想》等重要文件。
軍事變革的成功離不開科學的頂層設計
當年,為了強調本軍種的地位,美海軍曾提出了“由海到陸”,空軍提出了“全球參與”,陸軍提出了“全譜優(yōu)勢”等不同的理論,各軍種都在暗示本軍種無所不備,無所不能,力求在結構調整中保證自身利益不受沖擊。面對這種可能導致軍事變革夭折的內部矛盾和沖突,美軍采取的基本辦法是通過科學的頂層設計化解分歧和矛盾。
20世紀60年代,美國通過國防管理改革,建立了“規(guī)劃—計劃—預算系統(tǒng)”,使國家和軍隊的頂層決策實現了制度化。該系統(tǒng)是改革的成果,反過來又為美軍各項改革提供了科學的程序模式。20世紀80年代,美軍為進行國防管理改革,在國防部組成了以副部長為首的改革研究顧問委員會,下設20個研究小組,對國防管理改革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規(guī)劃論證。冷戰(zhàn)后,美軍在軍事變革的頂層設計方面顯得更加成熟。美軍經過90年代前半期對軍事變革的理論探索之后,于1997年確立了“改革戰(zhàn)略”,并提出了指導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即由國防部制定的《國防改革倡議書》和由參聯會制定的《2010聯合構想》。《2010聯合構想》反映了美軍改革的總體設計,各軍兵種據此分別制定了適合自己特點的發(fā)展戰(zhàn)略?偰繕伺c分目標相結合,自上而下形成體系,使軍事變革得以有計劃、有步驟地協(xié)調推進。
(來源:《解放軍報》2003年05月06日第6版,作者:李春立、胡谷能、董愛國,原題:《美軍如何推進軍事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