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

　　陳章良，1961年2月生，福建福清人，1982年7月參加工作，1983年赴美國華盛頓大學攻讀生物系植物分子生物學及基因工程專業，獲理學博士學位。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農業大學校長，現任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

　　“3年多直接獲得博士學位，創造了華盛頓大學的紀錄，我就覺得中國人并不差”

　　一天只睡5個小時的中國學子

　　記者：您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第一批前往美國的留學生，獲得這個機會很不容易吧？

　　陳章良：從讀大學到最終出國，整個過程都很不容易。1979年，我所在的鄉中學有100多人參加高考，只有我一個人考上大學。讀大學時，我從英國的《自然》雜志上讀到了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瑪麗·查爾頓的文章，非常興奮，便給她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對這個領域的強烈興趣，并希望能到她的實驗室去攻讀博士學位。瑪麗·查爾頓教授很快給我回了信，隨后還派了一位華裔教授到我所在的學校對我進行面試。這位教授回去后，向華盛頓大學推薦了我。1983年，大學畢業的第二年，我考取了華盛頓大學生物和醫學部的研究生。

　　記者：從小漁村走到華盛頓，這種巨大的反差讓您怎么理解留學這個機會？

　　陳章良：當時有一個信念，獲得機會不容易，必須好好把握。在美國，我一天只睡5個小時，很多時候都是睡在圖書館里。我告訴自己要咬緊牙關，不管多苦，不能給國家丟臉，不能給中國人丟臉，不能給自己家里丟臉。人家去參加聚會，去大吃大喝，我錢不多，就去泡圖書館。我記得很多個晚上就在圖書館里面睡覺，因為美國圖書館條件非常好，有沙發，比自己租的地方還好。

　　當時在國外，提到中國都是“很土”、“什么都不懂”的印象，我聽到很不服氣。我們能力并不差，也很有抱負。當時我的同班同學，有的花了七八年才拿到博士學位，而我3年多就拿到了，我就覺得自己并不差。前幾年我獲頒華盛頓大學杰出校友獎時，華盛頓大學校長告訴我，我用3年多的時間就從學士直接獲得了博士學位，創造了華盛頓大學的紀錄。

　　“留學讓我掌握了最前沿的生物技術，但是不回國的話，絕對沒有今天的我”

　　榮譽獻給“生我養我的土地”

　　記者：您也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批“海歸”。在美國拿了博士學位，能找到很多高薪、舒適的工作，怎么還想到要回國呢？

　　陳章良：當時我們那一批留學生拿到博士學位后都開始在美國找工作，正好國內開始“863計劃”，需要一批在最前沿的科學家回來。我是轉基因領域比較早的一批研究者，當時國內跟我商量，希望我能回來。他們給了我一張機票，說：“你回國看看，喜歡就回來，不喜歡就算了。”我從復旦到北大，都去看了看，后來在北大留了下來。我是1987年1月回來的，當時26歲，回國后我被破格評上副教授，引起一陣沖擊波，說北大的陳章良26歲當副教授，我30歲、40歲為什么不能評？就這樣帶動了一個年輕化的潮流。

　　記者：出去，回來，30年中您的身份多次轉變。現在來看，怎么評價當時的選擇？這段經歷又如何影響到您后來的一次次選擇？

　　陳章良：如果沒有在美國這些年的留學生活，就沒有我現在的事業。但沒有回國的選擇，就不會有我今天的人生。是國家給予了我現在的一切。其實，在美國做得好的人非常多，不缺你這個人才。但我們的國家不一樣，當時正好需要我的專業和知識，于是我就回國先“吃螃蟹”。可以說，留學讓我掌握了最前沿的生物技術，但是不回國的話，絕對沒有現在的我。

　　記者：這其中有哪些讓您記憶深刻的事情？

　　陳章良：回國前和回國后，有兩件事情令我至今記憶深刻。

　　回國前，我寫完了博士論文，我對論文非常滿意，它發表在研究領域最好的雜志上，在論文的最后，我這樣寫道：“獻給生我養我的土地。”這句話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這么清楚，就是因為越是在國外，越是感覺國家培養我們之不易，這也是促使我回來的一個重要因素。

　　另一件事，是回國后我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賈烏德·侯賽因青年科學家獎”。在頒獎禮上，我準備的感謝辭原本是英文的，但在上臺前我國駐聯合國大使突然發現了這點，他當即提醒，這么重大的榮譽，你是代表中國獲得的，必須用中文來講，大使館可以為你提供同聲翻譯。于是我改成了中文發言，在感謝辭的結尾，我用中文說“謝謝”，臺下很多外國人聽懂了這個詞語，立即開始鼓掌，當時我的心情，就像現在看到奧運會奪冠后升起五星紅旗一樣。能為國家掙得一點榮譽，我們感到很驕傲。

　　“我想盡最大努力，幫廣西3000多萬農民致富，讓200多萬廣西貧困人口盡快脫貧”

　　為“最窮和最弱”操心的學者官員

　　記者：“海歸”是特殊群體，也是特殊視角，我們關注這個群體，是因為中國與世界的距離是近代以來重要的時代課題，而“海歸”可以說是丈量這個距離的前行者。

　　陳章良：對，追尋一代代“海歸”的身影，從1847年容閎赴美留學開始，詹天佑、茅以升、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孫中山、周恩來、鄧小平，到改革開放后從我們這批人開始的新一代留學生，可以很清晰地看見，他們在中國的社會制度、民主政治、經濟建設、科技發展等方面都留下了足跡。

　　留學，是一種跟世界接軌、吸納世界其他民族教育科學文化精華的重要手段。現在我們很多領域的科技水平跟世界先進水平接軌，“海歸”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記者：現在大家說“世界是平的”，出國、回來已經變成平常事，現在的“80后海歸”跟您以前大不一樣了。對于今天這些想出去看世界也想回來創事業的年輕人，您給出什么樣的建議？

　　陳章良：我帶過的100多個學生幾乎都出去過，我覺得有條件的話還是要出去看一看。但并不是不出去就沒希望，世界是平的，很多信息已經能夠共享。根據你的興趣能力和對未來的追求，選擇是否出去。如果能出去學習，一定要抓住機會、用好時間。

　　一個人成功的關鍵，我覺得不在出國與否，而在于是否有一種拼搏的精神，靠自己拼搏，絕對不能靠父母或“天上掉餡餅”。同時，把握住機遇，你就能成功。

　　記者：以前在中國農業大學，學生親切地稱呼您“良哥”，您到廣西后有沒有新的外號或者說法？

　　陳章良：最新的說法就是，我是操心“最窮和最弱”的官員，因為我分管農林水、民政、扶貧。在廣西工作的這兩年，讓我深刻感受到，農民不富裕起來，國家無法富裕起來；農民沒有小康，國家沒法小康。我想盡最大努力，利用我的研究成果、資源和經驗，幫廣西3000多萬農民致富，讓200多萬廣西貧困人口盡快脫貧。我每天都非常忙，一直在底下走，全區109個縣，除了三四個，我都去過。我對自己的唯一要求就是，盡心盡力地工作。(肖潘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