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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唐賢興

　　國家的法律法規(guī)和政策標準，總是很難在差別多樣的各個地方貫徹下去。由此產生了兩個嚴重問題：一是國家法律的地方化，二是地方之間的江湖化。

　　海南“毒豇豆事件”還在持續(xù)地吸引公眾的眼球。毒豇豆之所以能流入菜市場，成為盤中餐，政府是脫不了干系的。因為在整個政府監(jiān)管過程中，很多政府部門存在著監(jiān)管不力甚至放棄監(jiān)管的現(xiàn)象。當公眾輿論紛紛把板子抽打在政府(先是對海南的有關政府部門，后來對一般意義上的政府)的屁股上，痛斥失效的政府監(jiān)管時，同樣作為政府部門的武漢市農業(yè)局卻成為人們表揚的對象，因為他們在抽檢中發(fā)現(xiàn)問題并發(fā)布消息后，引起全國性的震驚。

　　為此，海南三亞市農業(yè)局對武漢市同行的做法表示了“特別的不理解”，認為兄弟單位應該遵守“潛規(guī)則”，即兄弟單位之間應該留足面子，相互打個招呼。兩位三亞市農業(yè)局的官員甚至發(fā)表了雷人語言，說遵守潛規(guī)則就是給農業(yè)部留面子，而違反潛規(guī)則“于國于民都無益”。我個人認為，公眾輿論和學術界就圍繞事件產生的原因而展開的關于政府監(jiān)管、國家法律和政策的執(zhí)行以及農民道德問題的爭論，在很長時間里是不會結束的。因為在中國，類似這樣的事件層出不窮且由來已久，而從治理之道的角度來看，目前尚存在著很多死結。我無意在這里探討復雜的問題，只想就國家治理過程中有關政府間的關系問題發(fā)表一些粗淺的看法。

　　中國領土遼闊、人口眾多，要在這樣的一個大國中進行有效的治理，客觀上是有很大難度的。比如說，國家(全國性)的法律法規(guī)和政策標準，總是很難在差別多樣的各個地方貫徹下去。再比如，現(xiàn)在的地方政府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但缺乏有效的合作。這兩個問題都涉及政府之間的關系，一個是縱向層次的，一個是橫向層次的。從目前的治理結構和國家治理能力的現(xiàn)狀來說，我們還沒有很好地解決這兩個問題。因為我們還沒能有效地建立起相應的制度框架和機制，由此產生了兩個嚴重問題：一是國家法律的地方化，二是地方之間的江湖化。

　　武漢市有關政府部門對三亞市的問題豇豆進行曝光，性質上是一個橫向政府間關系的問題，從形式上來說，它原本并不存在法律上和道德上的“問題”，相反，武漢是在“依法行政”。但是，由于三亞市農業(yè)管理部門對武漢市的做法產生了“看法”，這種指責本身既涉及了或產生了法律上和道德上的“問題”，同時也讓我們看得越來越清楚，原來政府間的關系存在著那么多的“潛規(guī)則”。顯然，長期以來，在國家治理的很多領域，潛規(guī)則往往代替了(至少是架空了)國家正規(guī)的法律和政策。潛規(guī)則之所以“潛”，就是因為它躲在陰暗處，或者公開披著國家正式規(guī)則的外衣。給兄弟地方單位面子，遇到問題先給兄弟單位打個招呼，這種地方政府之間的“相互庇護”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大家都彼此心照不宣，因為惟其如此，對大家(即政府自己)才是都有好處的。但是，對普遍的公共利益而言，這是一種災難或禍害，因為像毒蔬菜這樣的食物，對整個國家的公民構成了威脅。也正因為如此，這次武漢市的做法毫無疑問是對的。然而，我們不能因此說，三亞對武漢違反潛規(guī)則的“不地道”行為的批評必然就是錯的，因為正是這種荒謬的批評告訴了我們，原來潛規(guī)則一直在侵蝕國家法律和政策的權威，一直在損害社會的公共利益。

　　法治國家依賴于每一個公共權力的行使者自覺地依法行政。顯然，地方政府之間的江湖化現(xiàn)象，是對依法治國的反動。其實，地方政府間的“給面子”和“講義氣”，不僅遠遠背離法治的方向，而且還遠遠比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江湖道義。因為，在江湖中，誠信和道義還經常帶有正面的價值，比如劫富濟貧、忠于國家。而現(xiàn)在的地方政府，卻做不到這一點，相反，它們在損害著國家和公共的利益。

　　(摘自《南方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