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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志武
當“加快經濟建設、加快經濟發展”的標題在媒體上密集出現的時候,我們可能會馬上想到:要建很多工廠和樓房,要擴大產能,要做更多的投資。但事實上,當生產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時,經濟發展至少不完全等于產能的擴張,而更多的是圍繞生活的幸福,圍繞消費空間的擴大,還有特別是金融交易的深化。換句話說,過去這種國家控制生產資料、控制資本,做這些大項目,產能擴張,做到一定的時候,就必須要慢下來,發展的重點必須轉移。最終的目標還是圍繞著人們幸福的最大化。
發展到現在,即使沒有這次金融危機,中國經濟模式也到了一個瓶頸口,到了一個沒有選擇的轉折點。通過一些數據來說明一些問題。在1952年即國有化之前,中國的民間消費相當于當時GDP的69%,我們說美國人太喜歡花錢了,但是美國今天的民間消費是相當于GDP的71%,所以跟1952年時中國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差不多。當然,我要強調,那時候的中國經濟更多的是為了溫飽而去從事生產、從事經濟活動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是圍繞吃住穿來的。但是到1978年的時候,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繼續下降到42%,到最近,民間消費下降到相當于GDP的35%。也就是說過去五十幾年,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民間消費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趨勢。
跟民間消費比重相對應的是政府開支。在1952年時,政府消費相當于GDP的16%,到最近則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所以,我們總體上看到中國的兩個趨勢,過去60年,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在直線下降,而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是直線上升。這兩種趨勢不管是計劃經濟時,還是改革開放期間,都沒有改變。
我們可以比較其他國家。比如說,美國從1952年到2004年,民間消費占GDP比重從期初的65%上升到最近的71%。美國的政府消費在1952年時跟中國那個時候的相對水平差不多,相當于GDP的16%,到最近美國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11%之間。或許我們說美國太富,中國不能與其相比。那么,我們看看巴西,因為巴西人均GDP雖然是中國的兩倍,但是它比美國要低很多。巴西在1950年時,民間消費相當于GDP的51%,到2003年民間消費上升到GDP的60%,在2001年和2002年是64%~65%。在1950年,政府消費相當于GDP的22%,到2003年還是保持在22%的水平。
中國經濟轉型,必須擴大國民消費在GDP中的比例。我2008年10月去巴西的時候,一次跟出租車司機聊天,他說:巴西政府一旦有錢,不是去想到把他們的機場、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礎設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這錢分給老百姓,發給老百姓去花。而中國目前卻相反。
政府主導的經濟傾向于基礎設施和大工業項目,國有主導的經濟對資源、對工業品的需求最高,會遠遠高于對消費品、對民生服務業的需求。為了建這么多高樓大廈、基礎設施和工廠,對各方面資源的需求會更高,然后對環境的污染也會更嚴重。這是一種偏向資源、能源的需求結構,是一種以消耗型為代價的增長。
但如果能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使消費隨之增長,則將引導生產領域更多地側重于消費品和民生服務品,看淡工業品。由此帶來對第三產業和對輕工業的發展,這不但對資源、能源是一種可持續性的利用,并且在增加就業機會上也是一個大幅度的提升。
說到底,經濟發展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建設,更重要的是人的終極幸福。
(摘自《中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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