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仲偉寧

　　仲偉寧：你當年在北大讀的是歷史，為什么要選擇歷史作為自己的專業？

　　董倩：這個問題很多人問過，每問一次都引起我的思考。學歷史，當你是十幾歲的孩子時，面對歷史的感受，和你到了40歲的時候再看歷史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當時學歷史是“不得不”，因為我報的是北大英語系，可是英語系對專業分數還是有要求的，我那次考試英語成績一般，但是我總分夠了北大的提檔線。我要么去二類學校上英語系，要么就留在北大讀一個文史哲。

　　命運往往受一些莫名其妙因素的影響，我考大學那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特別風靡，那部小說就是以北大為背景描寫了一段美好的愛情故事，把北大的學習生活和感情生活描寫得非常唯美。那個時候我就想，就沖這部小說我也得去念，只要能留在北大就行，最后只有文、史、哲、考古這些專業可以選擇。想來想去，歷史有故事，還是學歷史吧，就這樣進了歷史系。

　　但是一到了歷史系才知道，歷史不是故事，是理論。當時我住的是36號樓，隔壁就是英語系學生，每天跟她們一塊出去，我心里就覺得自己沒有得到最心愛的東西，只能每天看著別人去接觸你最心愛的東西。當時幾乎每天都是含著眼淚，這樣過了好久好久。第一年我根本沒有調整過來，很絕望，沉浸在失落里面出不來，不好好學，也學不進去。所以，我就覺得第一年很快就那么過去了。

　　但是北大的圖書館給了我很多，我經常逃課去圖書館看書。圖書館太可愛了，我想讀什么就讀什么。有些書我讀不很懂，就復印下來回家自己再認真讀。還有北大的未名湖，現在想想仍然是美的，春夏秋冬每次季節轉換的時候，我都去湖邊繞一繞。在北大四年沒找男朋友，和我一起去湖邊散步的是我下鋪的同學。再就是上滑冰課的時候，老師把我們放到未名湖冰上自己滑。還有印象比較深的就是北大的籃球館，也是在未名湖旁邊，我們常常在那兒打籃球。

　　北大就像母親一樣，她包容一切，你愛這兒也好，不愛這兒也好，她用她的氣息來感染你，她就是給我這種感覺。我可以不喜歡歷史系，但是我非常喜歡北大，它就是一種氛圍，讓你感覺到你周圍的人每天都是行色匆匆，每天都有一種求知的、向上的朝氣。

　　20世紀90年代初的老師對學生好得一塌糊涂。我們有一個講明史的老師，名字叫什么我都忘了，姓張，永遠穿一身洗得已經發白的藍中山裝，蒼白的頭發，往講臺上一坐，就講明史，我對他的印象極深，老先生的風范是無人能比的。英語系的老教授很倜儻，即便年紀大了，身板也永遠那么直，穿衣服永遠都是那么精神。歷史系的老師相對穿中式的衣服比較多。

　　仲偉寧：我特別羨慕你的經歷，北京八中畢業后讀北大，然后又在央視的各個著名的欄目做記者和主持人，像《焦點訪談》、《東方之子》、《新聞調查》、《央視論壇》、《新聞1＋1》，覺得你一路走得很順利。

　　董倩：一點都不順利。外人看都覺得順利，其實并不是。我進了電視臺，當時根本不懂電視，連什么是編輯機都不知道。我所熟悉的是在自己家里看到的電視節目，而遠遠不是“電視”本身。進每一個欄目剛做的時候，我都是以一種達不到基礎水平的狀態進去的，要踮著腳尖才能夠摸到基礎水平線，甚至這樣還摸不到。后來我才知道，在電視臺是沒有人主動輔導一個新人的，不懂的就要勤著問，賠著笑臉勤著問。北大的四年養出來了清高，還有比別人多上幾倍的自尊，甚至是傲慢。當我每天看著辦公室的同事出出進進忙這忙那，自己卻像根木頭一樣傻呆呆地坐在分給我的辦公桌前不知所措時，一切轟然倒塌，取代它們的是自卑。

　　我干了三年半的《新聞調查》之后，我覺得自己原地踏步，雖然對所有社會問題都有所接觸，但我接觸的都是點，整個行業整個系統是怎么回事，系統之間是怎么經緯縱橫的，我一點都不知道，我接觸的都是個案。我得金話筒獎的時候，要不是編導耿志民在后臺做縝密的思考，根本沒有我什么事，我實際上就是完成了他的意思。所以，我離開了《新聞調查》。它是一個好機會，它可以讓人迅速地成名，但是我執意要走，我說什么都得走，我必須走。

　　我就想，我要找一個途徑，或者出去學習，或者找一個新的平臺，讓我每天能接觸新聞，讓我不得不去看。正好2003年5月新聞頻道成立，出現了一個《央視論壇》，領導找上我說你能不能做這個節目的主持人，這是一個非常艱苦的工作，不見天日，不像《新聞調查》那樣每天接觸大量的人，鮮活的，一線的，有意思的。《央視論壇》每天都在演播室，每天就是眼前那兩個專家，進行枯燥的探討。而且，每天光資料就有兩指頭厚，A4紙，密密麻麻的，談稅收，談財政政策，談貨幣從緊。要不然就談我們國家的整個養老體系、衛生保健體系、教育體系。你要把自己變成每個領域的專家，然后你才能懂。最起碼要粗放地了解咱們國家最大的問題是什么，為什么攻克不了，現在最大的障礙是什么，怎么解決這個障礙。不懂怎么辦？看材料！一宿一宿地看，我當時住在臺里的宿舍，每天晚上看著天黑，然后又看著天亮，每天幾乎都是這樣。第二天早上起來去錄像，人迅速地瘦下來，很好的減肥方法。

　　另外，從一開始我就知道，因為我不懂，所以聽。要是一上來我什么都懂，我就容不得你說了，那就是我說了。比如說我現在做了大量的演播室的評論節目之后，再做《面對面》的采訪，領導老跟我急，說你能不能少說點話，讓對方多說點。說你不再適合做《新聞調查》記者了，你什么都知道。剛做評論節目時，什么都不懂，迫使你認真地聽。經過了漫長的時間打磨之后，漸漸開始懂了，一懂了反而聽得就更有意思了，一開始就是為了聽而聽，因為別人得看著你啊。漸漸聽懂了之后，你就要聽他說得有沒有道理，馬上就能提出問題來。如果你不聽，牢牢按照自己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問的話，你永遠不會進行深入的交談。這是我的看法，到現在我仍然這么想。所以，我覺得在《央視論壇》做陌生的話題太艱難了，什么時候想起來都覺得艱難，但是艱難往往是人成長最快的時候。

　　仲偉寧：你心目中好的采訪是怎樣的？

　　董倩：我自己認為棒的采訪，就是我自己對這個事特別清楚，從頭到尾問的問題，一點都不跑題。漂漂亮亮的半個小時全做出來了，編導不用怎么剪輯，這是我最喜歡的。我不會因為別人說我采訪好，我就說它好，那可能是經過剪輯出來的，不叫本事。有一些采訪我問了一個小時，還在邊緣呢，出現那種情況我回到家后背都會疼，急的！怎么就油鹽不進呢！我就琢磨，先找找自己的原因。

　　現在演播室做直播主要是我跟巖松，我們倆會商量，巖松你想說什么話，我要通過我的一切準備，把你說的這個觀點給烘托出來，給你添柴點火。但是真正的采訪不是的，不管是專家也好，普通人物也好，你沒問清楚，人家就會跑題。他跑了以后，你得給他拉回來。所以，為什么說要學會傾聽，不聽根本就不行，你想走神都走不了。所以說掌控能力特別重要。

　　中央電視臺標準的底線是不出錯就行，所以你只能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第一不出錯，第二要稍微精彩一些，第三在有限的直播時間內充實更多的內容。但是真正有價值的訪談是做不了直播的，30分鐘再加上短片，再加上廣告，再加上打斷，再加上片頭，所剩不多了。雖然不是直播，但是心里要有一種直播狀態，不能一味撒開了問，攝像每一次換帶子我心都特別緊，我不希望我的訪談在一個小時之外，包括《面對面》。《面對面》就是錄一盤帶子，錄多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編導可以斷章取義。如果你很強，提問一環套一環，往前走，他剪都剪不掉。《新聞會客廳》特別好，它基本上沒法剪，它是一個純訪談式的，對記者要求高，因為你要呈現出最有價值的內容。

　　仲偉寧：2007年你去了耶魯學習，這么多年你都一直夢想著出國嗎？

　　董倩：我真的特別想走，我幾乎每一年都想走，到了2007年我終于可以走了。內心經歷過一個從喧囂到歸于平靜，從虛幻到理智的過程。一開始我周圍的同事都走，全都是去美國，人都是要比的，你走我也走。我覺得工作和人之間就跟男女婚姻一樣，你開始覺得對方還不錯，慢慢接觸以后覺得越來越有可取的地方，越來越離不開他。但是你心里面還有對其他美好事物的追求，你要壓抑著它，就像井噴一樣，你越壓它，它蓄勢的能量就越大，所以我就知道我一定要走。

　　到電視臺工作十幾年之后，我知道我要走一定是有目的地走，而不是說僅僅為了出國讀個學位，聽上去好聽。我哪怕就去那兒待一年，什么都不干，我去看，我看我愿意看的，去接觸，接觸這個社會。美國在制度上、文化上、經濟上都很強大，為什么？我想知道。正好有這么一個機會，就是去耶魯大學。申請去一個學期。其實我去了以后，就是看、聽，跟不同的人接觸，在外國人堆里生活，這是第一次。一直說中國強大了，要融入國際社會，我想看看我能不能融入。通過這半年我發現不容易，關鍵是文化上，語言太重要了，你沒有語言，一切無法交流。

　　美國的媒體不管是節目的樣式還是主持人都特別自然。在美國的經歷，讓我第一次意識到我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早晨起來，電視里出現的都是年輕的姑娘，穿得漂漂亮亮的，越往夜里衣服的顏色越深，主持人的年紀越大，男的越多，女的越少。后來我知道，原來在重要的時間段中出現的都是男人。我回中央電視臺一看，我也是在重要時間段出現，我是女人，由此我就得出這個結論，我也挺重要的。

　　(摘自《我所珍惜的：30位北大傳媒人訪談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