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與死的區別，在44歲的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心血管內科醫生李學斌看來，只不過取決于他眼前的心電圖儀屏幕上呈現的是怎樣一條曲線。

　　15年來，他已經習慣了這樣的場景：屏幕上不規則的波形線漸漸變回規則的形狀，一條生命被從死亡的邊緣拉了回來。他心中的那塊石頭最終落地，病房外焦急等待的病人親屬破涕為笑。

　　不過，更多的時候，他遭遇的則是這樣的情形：那條揪著他的心一起波動的不規則波形線，緩緩變成一條直線，一個正值壯年的生命就這樣突然死去。

　　不管是怎樣的一個結果，這個過程需要的時間都很短。

　　“就是10分鐘的事，能救過來就救過來了，救不過來，一條命就沒了。”在2008年1月10日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門診大廳自動體外除顫器(AED)啟動儀式上，李學斌向眾人介紹道。一周后，在辦公室里，他再次重復了這句話。

　　在他精心制作的幻燈片和提供的資料上，有著一大堆與猝死有關的數據和案例。美國每年大概40萬~50萬人死于猝死，幾乎平均每分鐘就有一個人猝死。據目前的統計，中國每年猝死人數“大概是100萬”。

　　“這個人，知道吧？”李學斌指著曾在影視劇中扮演毛澤東的特型演員古月的圖片說，古月患的是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導致了心室顫動，心室顫動導致心臟驟停，并最終猝死。

　　在這個過程中，每耽誤一分鐘，生存率就會降低10%。“10分鐘是個極限。10到12分鐘后，就會腦死亡，即便搶救過來，也會變成植物人。”

　　根據美國弗雷明翰(Framinghan)心臟中心長達26年的一項前瞻性研究表明，在猝死的人群中，75%的猝死為心臟性猝死，即突然心跳驟停，呼吸也很快停止，腦的供血供氧立即中斷的情況。而88%的心臟性猝死與心律失常相關，被稱為心律失常性猝死，這其中又有83%是由惡性室性心律失常引起的，而心室顫動則是80%的猝死者最終的致死原因。通俗地講，在美國的四五十萬猝死者中，心臟驟停大概占35萬，占全部心血管病死亡人數的50%以上，而且已成為20~60歲男性的首位死因。

　　“心臟就像一個泵，血打不出去了，就叫心臟驟停。”李學斌解釋，心臟驟停80%是心室顫動導致的，就是心臟在哆嗦，跳動沒規律。

　　“這實質上是一個暴亂，需要外部的一個高級電流，嘭一下子把所有人都打趴下，讓所有的細胞都停下來，誰是總司令誰起來，然后重新開始指揮，帶著整班人馬，一聲令下開始有規律地跳。形象地講，這就叫除顫。”

　　而除顫的過程，必須在10分鐘內完成，除顫越早，救活的可能性就越大。這也是人們發明AED(A utom atic Eternal Defibrillation )的原因。A ED 又稱公眾除顫技術(Public access Defibrillation，PAD)，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心血管內科主任、中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心律分會主任委員胡大一看來，這是醫學和工程技術人員共同創造的征服猝死的一把利劍。

　　從5%到49%的救活率

　　然而，在中國，這把利劍久久未能出鞘。

　　“因為根據國內的一些規定，AED僅限于醫務人員使用。”李學斌介紹，這大大扼殺了AED作為公眾除顫技術被發明推廣的初衷。

　　AED技術早在1979年就開始臨床應用，但當時只是將其作為“識別和治療致命性室性心律失常的一種技術”。適用對象是頻繁反復發作無脈性室速或室顫的高危病人，應用目的既為減少監護的醫務人員，又為使治療更為及時和安全，其使用人員僅限于醫學專業人員。

　　此時，這種公眾除顫技術所發揮的除顫功效，由于使用人員范圍的限制，和我們常在電影中看到的急救室里醫生用的人工除顫器，沒有實質性的區別，并沒有為患者爭取到太多的搶救時間。

　　但隨著對盡早除顫在猝死搶救中重要性的認識，AED的應用開始走向醫院外，使用人員擴大到受過專門培訓的人員，進而擴大到僅受過短期培訓的、范圍更廣的社會公眾人員。

　　1996年，美國西雅圖的里奧納多(Leonard)教授領導的專家組正式發表“關于公眾電除顫”的建議，同年，美國心臟協會(AHA)與國會共同立法，取消非專業人員不能使用AED的法律約束，并幾經修改在2000年形成法律條款。

　　2000年5月20日，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甚至為在美國推廣AED向全國人民發表了電臺演講。他認為，如果在飛機、辦公樓以及其他主要場所裝備AED的話，僅一年就能夠挽救2萬多人的生命。因為一周前，一位白宮的參觀者突發心臟驟停，如果不是白宮在1999年已經配備AED的話，這位參觀者“必死無疑”。

　　這也是美國最早安裝的除顫器之一。1999年6月，芝加哥奧黑爾(O’Hare)和中途(Midway)國際機場率先安裝了AED，結果最初10個月發生的14例病情中，有9名旅客被成功搶救，救活率達64%。而美國的統計數據顯示，在沒有安裝AED前，美國全國的平均救活率只有5%，芝加哥則為1.8%；在安裝AED后，全國的平均救活率可達49%，芝加哥奧黑爾機場的救活率達到69%。

　　更有意思的是，救活率最高的地方是在賭城拉斯維加斯。那兒的賭場里，贏錢和輸錢的人情緒都比較激動，容易引發心臟驟停，為此，每個賭場都裝有AED。一旦有人倒地，馬上除顫，然后再送醫院。所以，他們的救活率，高達79%。

　　英國的情形與美國類似。早在1999年，英國政府已制定在大型購物商場、機場、火車站、娛樂場所安置AED的政策，促進公共除顫技術在英國的推廣實施。

　　但在中國，在胡大一看來，以克林頓的講話為參照的話，“我們至少滯后了8年時間”。在從事國產AED研制的方祖祥教授眼里，“中國在AED方面比美國落后了7~10年”。為了迎接奧運會，2006年首都國際機場在2號航站樓安裝了11臺AED，開了國內公共場所安裝AED急救設備的先河。由于運動員在訓練、比賽中可能發生猝死，北京目前已在奧運場館、運動員駐地安裝了300余臺AED。人民醫院安裝的這臺AED，則是全國醫院公共場所的第一臺。

　　猝死搶救如何走向公眾

　　根據2008年1月11日在哈爾濱召開的第13屆中國心律學高峰論壇公布的數據，我國心臟驟停的及時救活率只有1%。與會的國內心臟病學專家們，也正做著1996年美國里奧納多教授所做的事情，紛紛呼吁我國應盡快規定在社區及機場、車站等公共場所配備AED，并允許經培訓的非醫務人員使用，以使救活率上升。

　　而心臟驟停的原因，即便是這些從業多年的專家，也無法完全說清楚。有的人在某種情況下，突然之間就會室顫而猝死，盡管他可能是身體素質很好的運動員或年輕人，說不清什么原因導致發病，也許是遺傳因素，也許是疲勞過度等各種原因。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吸煙、肥胖、年齡超過50歲的男性和超過60歲的女性等這些人群，得冠心病的機會越多，猝死的機會也就越多。而北京市的流行病學資料顯示，心臟性猝死的男性較女性多見，男性年平均發病率為10.5／10萬，女性3.6／10萬。

　　在李學斌的幻燈片里，小品演員高秀敏的照片躍然入目。照片之下，是他統計的國內猝死的一批名人，擠滿了一個頁面，有光學專家蔣筑英、作家王小波等一些知名的專家和明星，他們的生命都在青壯年時期戛然而止。

　　行醫多年，李學斌也發現很多問題：除一些醫務人員外，社會上的其他人對猝死基本沒什么概念。每當聽聞一個很年輕的人猝死，大家除了一時的愕然，互發短信道聲珍重，并不會去思考一旦猝死的現象發生在身邊，自己應該去做什么。

　　這讓他很焦慮。老百姓看到猝死，看到的是一個結果，而他想要強調的，則是急救。

　　所以，推動AED的普及，在他看來更像是一項使命，不是為了介紹AED這個機器怎么樣，機器能救活一部分人，但機器更大的作用是提高人們對猝死的關注。他似乎更樂意傳播一種理念，“我們要讓全民意識到，一旦倒地，除顫是最重要的，是救活的最主要途徑”。

　　AED似乎也提供了這樣的可能。這種技術是針對公眾設計的，針對經過培訓的一般人。最大的好處是，它是全自動的，不需要醫生分析患者的心電圖是什么樣。真正有人在公共場合暈倒后，只要有人會簡單操作，機器就可自動診斷需要不需要除顫。

　　這段時間以來，李學斌和他所負責日常工作的中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心律分會，正忙于為全國各地培訓使用AED的人員。但他很快遇到了難題。

　　“不是培訓工作沒做到位，而是我們的法律滯后。”他搖頭嘆息，“法律規定只能醫生使用，別人不能用。”這就意味著，如果按照美國心臟協會和歐洲復蘇委員會(ERC)的要求，醫院以內發生的急性心臟驟停在3分鐘內除顫，醫院外在5分鐘內除顫，醫務人員很可能在5分鐘內趕不到現場。如果還是強調只有醫務人員能使用，AED很可能就會成為一個擺設。

　　“我們想借助這個契機，來推動法律，也提醒民眾意識到猝死離自己很近。”李學斌所掌握的統計數據也表明，近些年猝死的人數正不斷攀升，并且有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心臟驟停已經成為導致死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超過了中風、肺癌等。

　　正因為如此，雖然人民醫院的AED到現在還沒有用過，但李學斌期望，AED能夠像消防器材一樣，在大型公共場合配備，畢竟那里猝死的發生幾率比較大。

　　“也許擱在那里十年沒用上，可一旦用上，或許就能救活一條生命。”他望著眼前急速下滑的生存率曲線，指著“10分鐘”所在的橫坐標刻度說，“你不知道什么時候有人會心臟驟停，但是死是活，前后就是那10分鐘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