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京華時報》報道，去年7月的一天，郭玉良的妻子因產后大出血死在北醫三院，并欠下了53萬元醫療費。這個河南來京打工者無力償還這筆費用。不償還費用，醫院就不同意他帶走妻子的遺體。醫院建議他將妻子的遺體捐出用作醫學解剖，這筆醫療費就可一筆勾銷。郭玉良覺得，如果那樣做，他無法承擔一輩子的良心債。半年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醫院太平間外守望冷凍的亡妻。

　　這是個令人動容的悲情故事。醫院盡到了救死扶傷的責任，明知病人已經沒錢仍然主動救治，病人身故之后，也沒有過分催討醫療費，“捐贈遺體”也只是建議而非強逼，整個過程中態度比較溫和。而郭玉良也沒有錯，雖然一定有人勸他死者已然長眠，活人還要繼續前行，為了從巨額債務中解脫出來，把遺體捐出去也是一個可以理解的選擇，然而他的良心不允許他這樣做。這種看上去有點執拗的做法，顯示了對死去妻子的尊重和情意。那么問題出在哪了？問題是在病人去世后暴露的，但實際上早在病人花光錢而仍需搶救的那一刻就已埋下了。病人不在包括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在內的任何醫保制度的覆蓋之內，國家也沒有為急救窮人而設置的專項資金，醫院當時決定繼續治療，應該已經預見到今天的情形。

　　前一段，深圳山廈醫院曾經一紙訴狀將云南省政府告上法庭。原因是他們第一時間救治了一位“討薪不成反自焚”的云南打工青年，云南省政府公開承諾“錢不是問題”，可事情過后，這個承諾卻不能兌現。后來，云南省紅十字會出面承擔了81萬元的醫療費，醫院就此撤訴。這件事情同樣暴露了“見死要救”缺乏制度保障的尷尬。云南省政府在危急時刻出于道義而稱“錢不是問題”，后來卻發現雖然手里掌管著巨萬資金，但怎么支這筆錢都名不正言不順。紅十字會出面肯定是出于有關方面的授意，事情因此而得以解決。可細細想來，紅十字會是個有著明確章程的慈善組織，為省政府充當“救火隊員”并非其職責所在，指望它把所有貧窮而病危者的醫療費承擔起來就更不現實。

　　衛生部曾經反復強調：“對需急診搶救的患者要堅持先搶救、后繳費原則，堅決杜絕見死不救等違規違法行為。”可是后續的資金保障跟不上，把醫院和病人置于一種尷尬的境地之中。從醫院的角度說，如果按衛生部的要求去做，則要承擔起不斷增加的債務；如果不執行此項規定，則是對抗政策，要承擔被輿論譴責甚至被主管部門追究責任的風險。可以說是進退兩難。從病人的角度說，有些病人生命垂危，由于沒錢只好在家等死，而不去醫院救治；有些病人去了，但醫院如果拿不到足夠的押金，就可能以醫療技術層面的理由將其婉拒出門，或者不進行百分之百盡力的搶救。病人和家屬由于對“不許見死不救”政策的陌生，由于對醫療技術的外行，也就束手無策了。這兩種情況使很多本來病不致死的人失去了生命。

　　山廈醫院做了好事，通過一種特殊的方式得到了補償。北醫三院盡了責任，至今面對著一個難解的死結。更多的醫院每天面臨著左右為難的選擇，更多的病人在前往醫院的途中不知道自己會有怎樣的運氣。歸根結底，這是由于貧窮病人的急救還缺乏托底保障制度。要解決這個問題，從長遠來說要依靠醫保體系的全覆蓋；從短期來說，不妨從每年都大幅增長的財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建立“救死扶傷基金”，用以幫助那些最困難、最無助的危重病人。這個問題不解決，類似“捐遺體免欠賬遭拒”的酸楚故事，將會以不同的面目反復上演。（評論員　李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