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被稱為中國“人肉搜索第一案”的王菲案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第三次開庭。王菲雖然不是“人肉搜索”的第一個受害者，卻是第一個采取法律武器的維權者。所以此案的審判意義重大。它很可能開啟一道窄門：拿什么對付乃至根治甚囂塵上的網絡暴力——數億網民的共同善意，法律之劍，也許還要加上網絡實名制？

　　其實自網絡誕生之初，網絡暴力的因子就已經孳生。

　　“人肉搜索”只是導演了一個小小的高潮。究其原由，乃在于網絡自身的特性。它的大多數用戶，即評論家所言的“哄客”，基于對受害人的同情和對搜索對象的痛恨，他們的行動具備了一種虛幻的正義性。正義就像一個接頭暗號，像滾雪團一樣吸引更多哄客的加入，最終釀成惡的風暴。

　　哄客本身的喜劇精神消解了善與惡的界限，他們根本不曉得自己的行動會給搜索對象帶來什么樣的傷害。也許，他們的加入，只因一個“好玩”。這即暴力的無根性，再碰上網絡的無根性，災難就這樣無聲降臨。

　　必須看到，部分哄客參與“人肉搜索”等網絡暴力運動，更多的是在發泄，發泄現實之中的個體化或集體化的怨恨和不公，現實無法提供排遣渠道，只好轉移到網絡來“大戰三百回合”。這中間甚至包括了受害者，若能在現實社會謀求一個公正的說法，何苦上網出演竇娥冤？他們無法爭取實在的正義，只好用虛擬的正義安慰自己。直到最后我們(包括主角自己)才發現，原來那個柔弱的主角還能分裂出暴力狂的一面。為什么不在其人格分裂以前予以扼殺呢？這就需要一種行之有效的社會排遣機制。網絡暴力源于現實，因此必先預防于現實。

　　有人主張網絡制度化，就像現實里的憲政體制一樣，來約束暴力等種種罪惡。不知這種制度化是否包括網絡實名制？實名制就如戶籍制，其要義在于方便網絡管束，如果你在網上做了什么壞事，便可以追查到現實的個體頭上。這對防止誹謗、侵犯名譽權和泄露國家機密等惡行或許有所功用，但用來抵御“人肉搜索”等大規模的、洪水般的群體化運動，恐怕力有未逮。你可以限制一個人(發起者)心頭的暴力，卻不能限制一個群體的暴力傾向。他們至多在制造一種“平庸的惡”。 王菲案的原告方深諳此理，所以他們將訴訟的矛頭對準了數大網站以及肇事者，而不是每一個參與搜索的暴民。

　　一言以蔽之，網絡暴力不是網絡實名制的最大敵人，而實名制更無法根治網絡暴力。它們之間決不存在因果關系。拿網絡實名制來對付網絡暴力，是以毒攻毒，還是飲鴆止渴？（羽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