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4日電 香港《大公報》14日刊文說，近期，內地連發的倫常殺人慘案，再次敲響警鐘。案件引發對倫理體系思考，社會管理缺失成隱患。如何構建有效的道德教育體制、矛盾化解體制，須引起足夠重視，切實認真思考。

　　文章摘編如下：

　　時近年底，內地一個月之內連連爆出多起屠殺自己至親骨肉的倫常慘案。先是11月16日，云南祿勸特大殺人案，嫌犯陳文法親手屠戮包括雙親及奶奶在內的六位親人。11月27日，北京大興，嫌犯李磊更為兇殘，不僅弒父母，殺妻殺妹，更是親手殺死自己的兩個親生兒子。而在本月12日，湖南安化，嫌犯劉愛兵持獵槍襲擊村民，并縱火燒屋，致13人死亡，其父也死在自己兒子槍下。

　　案件引發對倫理體系思考

　　幾起案件引發了全社會的關注。不光是因為作案手段之殘忍令人發指，更是因為其有違倫常的惡劣性質。中國古語云“百善孝為先”，又講“虎毒不食子”，可幾位嫌犯竟然面對自己的父母、親生骨肉都能舉起屠刀，真正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不過，這同時也引發了大范圍的擔憂與思考，到底是什么造成了這一切？

　　云南祿勸、湖南安化兩案的具體細節尚未公開，公眾對其案因還不甚了解。兩個案件之后，官方都稱嫌犯有精神病史，并著手進行司法鑒定。但也有質疑，當地政府有推卸責任之嫌，因為如果一個正常人做出如此兇案，說明當地治安極差，直接影響相關負責官員的考評與升遷。而如果是精神病人作案，則影響就將大大減低。

　　目前，北京的“李磊案”已經有了較詳盡的披露。李磊交代其殺人動機是因為在家庭里長期受壓抑，感到沒地位，憋悶。心理學家也已從專業角度分析了李磊的病態心理。問題是，同樣性質的慘案頻發，就必須要求我們從學校教育、家庭、社會環境、小區工作等環節，全面反思當下的社會整體道德倫理體系。

　　社會管理缺失成隱患

　　記得有位學者寫過，清朝時某縣一位不孝子動手打了母親一耳光，輿論嘩然，報到朝廷，縣城被削去城垛，縣令自摘烏紗引咎辭職，全縣士子多年不準參加科舉，被視為該縣的奇恥大辱。對比現在動輒殺父弒母，手刃妻子，某些中國人對待傳統綱常倫理的態度真是有天壤之別。

　　歷史上中國一直是東方文明古國、禮儀之邦，對家庭、宗族、朋友、師生等不同的社會關系，確立了一整套嚴格的基本道德倫理，并被言傳身教，廣為遵守。對于家庭糾紛，往往由德高望重的三老、耆宿、族長們，在祠堂、土地廟、城隍廟前，依據最基本的道德原則進行裁決調解。這種方法還十分奏效。在建國后一度被視作“四舊”、封建迷信清除殆盡。但舊屋已拆而新宅未見，維持綱常倫理、化解矛盾糾紛的體系出現了重大缺口。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單位大院”時代，尚有婦聯的“老太太”和戴紅袖標的“小腳偵緝”隊，來為兩口子、為爺倆勸架、說合。而隨著市場經濟下大院文化的消失，新興商業小區鄰里之間視同陌路，社會居委會的工作也多只能蜻蜓點水。在農村，進城務工潮帶來的空巢化，也沖擊了原有的鄉村社會秩序。加之社會轉型期，利益分配不均和多元生活方式帶來更多的問題，而社會化解手法又缺乏，這都為兇案頻發埋下了隱患。

　　有西方學者也曾直言，中國人現在“心無所敬畏”，缺乏信仰，這種情況是很可怕的。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中，佛家曰“不殺生”，儒家曰“殺一不辜，仁者弗為”，這與《圣經》中摩西十誡明文規定“不可殺人”一樣，都體現了對生命高度重視。盡管現在于丹等“學術超女”口沫橫飛地大講《論語》，猛賺鈔票之余出頭露面也不亦樂乎，但很明顯，這種快餐式的、走馬觀花式的“重讀經典”，并沒有真正帶來傳統文化的復興。除了趕時髦和增加談資之外，對構建社會道德倫理沒有產生作用。而一些高高在上的口號式的道德說教，更只是“認認真真走形式”而已。

　　連發的倫常殺人慘案，再次敲響警鐘。如何構建有效的道德教育體制、矛盾化解體制，必須引起足夠重視，切實認真地思考。(馬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