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5日，湖北宜昌求職者在觀看招聘啟事。湖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宣布將再次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新標準8月1日正式實施。新的湖北省最低工資標準按照國家對現行最低工資標準檔次進行合理歸并、縮小差別的要求，將原來的5個檔次歸并為4個檔次。全日制就業勞動者月最低工資標準依次為700元、600元、520元、450元。非全日制就業勞動者的小時最低工資標準依次為7.0元、6.5元、6.0元、5.5元。 中新社發 任衛紅 攝

　　中新網11月20日電 美國《僑報》11月20日發表社論《中國救助企業 謹防傷及民生》指出，金融海嘯襲來，全球同御寒冬，中國也陸續出招，在4萬億元人民幣刺激經濟的大手筆之外，又出臺了各類維護經濟穩定政策，總體令中國民眾信心明顯增強。但其中“暫緩調整企業最低工資標準”一條，卻令學界、業界及民眾莫衷一是。

　　社論摘錄如下：

　　最低工資制度，本由美國當年想阻止婦女以低薪入職而始創。盡管世界各地均高有不同的最低工資制度，以解決弱勢社群的就業問題，但自由派經濟學家始終攻擊該制度只會造成更多弱勢勞工失業，反使社會走上“由善意鋪成的勞役之路”，經濟增長將被拖緩。中國自1994年實行最低工資制度以來，爭議也長期伴隨，但中央政府強力推行，不為所動，堅持保障就業提高收入，讓國民分享經濟成長果實。

　　此次中國主動就調整最低工資松口，應是首次，自然容易被視為在當前經濟形勢下滑嚴峻壓力下的妥協之舉。相關主管機構再三強調，這一措施的出臺，是因為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就業形勢趨于嚴峻。在中國經濟狀況不佳已成共識的背景之下，如果繼續調高最低工資標準，只會讓“過冬”的企業雪上加霜；若企業被迫裁員時，大量失業勞工又會影響社會穩定。按理說，近期暫緩調整最低工資、先保飯碗的決策，并未脫離保護勞工權益這一初衷，應該能得到公眾的理解和肯許，為何最終結果并非如此呢？

　　首先是程序不當。該決策以保護勞工社群利益的名義出臺，事先卻沒有聽取民意，只是站在自己立場上假定民眾的“所思、所想、所盼”，進而自作主張替民眾著想。而在一個信息不對稱的社會里，各群體間難免會為爭取自身利益而產生誤解。不曾仔細聆聽不同聲音的表達，自然難以避免事后非議和責難——對加速從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轉變的中國各級政府，如何不犯“好心辦壞事”的錯誤，尤需反思與改進。

　　其次是目標存偏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當下，受損失的不止是企業，民眾也是“過冬”者，國家要么不救助，要救助就得兼顧兩者。要知道，中國4萬億救經濟的十招中，核心就是民生，尤其是第八招明確提出了“要提高城鄉居民收入”，但迄今各方對民眾仍無直接救助措施，針對企業的救助倒是不少，如提高商品出口退稅率、推進增值稅改革以及明年減稅2000億元等，暫緩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更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救企業而犧牲勞工利益。民眾如何不心涼？事實上，只要官方在救助企業的同時不忘補償勞工，如提高個稅免征點、財政補貼特定人群——發紅包，民眾怎么可能如此強烈質疑“一碗水未端平”？

　　第三是形勢判斷不準確。大陸媒體公開報道顯示，作為勞工就業主管機構的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對地方就業形勢的調研要在11月20日才能結束，但“暫緩令”11月17日就倉促下達了。事實上，金融危機并非讓中國企業整體陷入“一損俱損”狀態，許多企業因產品結構好、技術含量高，效益并未下滑，更有企業逆境上揚。而這種“一刀切”的“暫緩”令，讓好企業可以名正言順地不給勞工漲薪，損害了后者利益。

　　第四是藥不對癥。勞動力成本上升只是中國企業經營困難的一個因素，產品低端、競爭力不強也是主要原因，“中國制造”亟待提升產業。此次金融危機，正是中國產業“大浪淘沙”的契機，故而才有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高調批評倒閉的中小企業是“落后的生產力”，政府不能挽救。但“暫緩”令客觀上縱容了“落后生產力”，讓企業備感迷惑，從而阻礙產業轉型。

　　更重要的是，此番金融危機的規模之大、程度之深，都不是少數國家能以一己之力扭轉的，自身匱乏造血能力的中國制造業群體無論如何也不能夠通過寬松的信貸在國際風暴中支撐下去。因此要重建市場，中國只能著眼于龐大的國內市場。

　　要想真正激活內需，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良性運轉，最有效、最根本的辦法，不外乎讓民眾有錢可花、敢花。但是暫緩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等于一面讓民眾多從錢包里掏錢，一面又不許他們的錢包變鼓，豈非自相矛盾？加之近年來中國社會轉型過急、過快，原有的社會保障體系崩解，民眾在住房、教育、醫療、養老、就業等諸方面都充滿焦慮感，本來就不敢放手消費。“暫緩令”再一下，更讓民眾產生與這一政策設計者初衷相反的心理預期：政府為了應對目前的經濟危機，將更多地向企業傾斜，民眾得到的是更不可靠的保障和更少的福利。

　　如此一來，中國龐大的擴內需計劃因現在的投資主體是政府，未來的消費主體可能還是政府自己，無法從依托國際市場轉向國民內需，延緩不了中國經濟衰退的步伐，反而很可能形成一條螺旋下降的軌道：民眾不敢消費——市場進一步萎縮——企業利潤進一步降低——更多的企業裁員或關閉……倘若龐大的政府開支、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屆時積重難返，必然在本國之內引發起新的危機，反成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