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出臺戶籍新政規定,農民工及其隨遷人員通過積分制可以遷入城鎮戶籍。作為我國流動人口第一大省,廣東終于邁出了戶籍改革的“一小步”。
今年以來,從高層表態,到國家層面的政策導向,再到地方對戶籍細則的修訂,集體釋放出一個強烈的信號:中國的戶籍改革開始提速,拆除戶籍藩籬的時機或已開始成熟。
我國改革開放已逾30年,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正在向前推進,與之不對稱的是,戶籍制度改革卻一直步履艱難。筆者認為,目前的戶籍制度不但顯得落伍,而且很大程度上已經阻礙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盡管此前戶籍制度也進行了一些改良,如允許高學歷者落戶、投資落戶等,但這種僅限于精英階層的戶籍調整,沒有惠及以農民工為主的廣大普通民眾,充其量也只能算修修補補。
毋庸置疑,現有的戶籍制度下,最大的受害者是整個龐大的流動人口,尤其以其中較為弱勢的農民工階層為甚。據統計,我國有超過2億的農民工,加上大學生、城市中小工商業者等群體,當前全國的流動人口總量逼近3億。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這一數量規模還在增大。
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是,由于戶籍藩籬的存在,這些流動的“外地人”,在子女就學、社保、醫療這些民生領域遭遇一系列制度性障礙,無法真正享受到當地的福利和保障。僅以子女就學為例,筆者所在的泉州市,目前已有超過25萬名的農民工子弟在讀,每逢升學考試期,這些“流動的花朵”不得不選擇“千里奔襲”到四川、江西等戶籍地參加考試,形成一道集體返鄉“趕考”的奇觀,一度對當地的交通運輸造成壓力。由于各地教材不同,考試內容千差萬別,這些孩子面臨的困難可想而知。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幼小心靈,從小就遭遇戶籍藩籬帶來的“外地人”的歧視性觀念的沖擊,必然對其健康成長造成不利影響。
筆者以為,一個相對和諧的社會,應是權利與義務對等的社會。然而,長期以來,這些打工者在為打工地貢獻著青春和稅收的同時,卻無法取得作為納稅人本應享有的權利。這種由戶籍帶來的不對等,顯然有失公平,長期下去,容易造成群體對立,激發矛盾,影響社會穩定。
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向縱深推進,必須破除戶籍弊端,均衡利益分配,才能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效率提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今年端午節看望北京新生代農民工時就表示,要幫助他們解決遇到的新問題,各地要從實際出發,為農民工融入城市創造條件。在筆者看來,不拆除戶籍藩籬,融入就是空談。但愿針對底層群體的戶籍新政能盡早出臺。(何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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