賄賂漸呈“非物質化” “反腐盲區”帶來司法尷尬

　　“反腐盲區”帶來司法尷尬

　　我國傳統的賄賂犯罪的法律規定，已經無法涵蓋現實中的賄賂犯罪形式，更無法適應當今反腐敗形勢。

　　據了解，將賄賂規定為財物，源于1988年《關于懲治貪污賄賂罪的補充規定》。1993年《反不正當競爭法》將賄賂擴大到“財物或者其他手段”，但是1997年修訂刑法未對賄賂范圍作出相應調整，賄賂仍僅限于財物。

　　“在司法實踐中，往往會遇到許多非財物性利益為內容的賄賂案件，可檢察機關卻不能對其處理，只能移交紀檢部門作紀律處分�！北本┦袡z察院一位檢察官告訴本刊記者，“這些賄賂案件，也往往造成較嚴重的危害，卻由于法無明文規定，使之逃脫法律制裁。”

　　“如果對非物質賄賂不納入刑事制裁范圍，其結果是放縱非物質賄賂犯罪，使物質賄賂大量向非物質賄賂轉化，最終導致我國腐敗犯罪呈現增長態勢�！北本┲惺⒙蓭熓聞账�王小明律師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指出，“包括性賄賂在內的非物質賄賂，腐蝕性、隱蔽性更強，社會危害性更大，已經對整個社會秩序構成了現實的、嚴重的破環�！�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已經加入的《國際反腐敗公約》，對賄賂的界定是“不正當好處”，其中不僅包括財物，還包括非物質利益。

　　“非物質賄賂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其他手段的調整已不足以抑制其危害的發展，所以必須用刑法來加以調整�！北本┦写笈d區檢察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檢察官向本刊記者表示，“有關部門從立法上適應了新形勢，才能更有效地打擊這類腐敗行為。”

　　“不應將非物質賄賂排除在刑法打擊之外，以免被犯罪嫌疑人鉆了法律的空子，以‘道德品質’、‘生活作風’問題為由，利用黨紀、政紀處分來規避法律的懲處。”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全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秘書長胡仙芝博士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認為。

　　“非物質賄賂犯罪未納入刑法調整范圍，不僅阻礙了司法機關對賄賂罪的懲治與防范，不利于懲治遏制賄賂犯罪和反腐敗，而且極大地延緩了我國反腐敗的國際化進程�！焙�仙芝說，“但現實中，如何對非物質賄賂進行清晰的界定，著實是難之又難的實踐難題�！�

　　依法懲處非物質賄賂

　　本刊記者調查發現，摒棄賄賂犯罪對象僅限于“物質利益”的觀念，將賄賂對象向某些非物質利益延伸，既符合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也符合各國立法、司法和法學理論的共同發展趨勢。

　　“把非物質利益納入賄賂犯罪的交易內容，可有效遏制賄賂犯罪，又與《國際反腐敗公約》相銜接。”胡仙芝說，“目前將刑法中賄賂犯罪的對象‘財物’擴至‘利益’，雖然法律適用中會出現一些困難，但可借鑒國內外合理的立法模式，彌補我國關于賄賂犯罪的立法缺陷�！�

　　“對腐敗的定義要寬泛些，這符合我國刑法修改的趨勢和國際標準。”北京理工大學胡星斗教授認為，在非物質賄賂里，尤其要增加賄賂罪的名目，詳細界定“性賄賂罪”，這對于打擊日益嚴重的“性賄賂”現象將發揮重要作用。

　　據介紹，很多國家或地區在法律上，都將賄賂范圍突破了財物的界定。比如日本一法院判定，異性間的性交也可能成為賄賂罪的目的物，奠定了“性賄賂”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又如德國刑法典將受賄對象規定為“利益”，當然包括非物質性利益；意大利刑法典規定為金錢或其他利益；波蘭規定為“財產或個人利益”；羅馬尼亞刑法典規定為金錢、有價物、其他利益；加拿大、奧地利刑法典均將非物質性利益作為賄賂犯罪的內容。

　　“擴大賄賂的范圍，有利于打擊利用職務便利獲得財物以外的不正當利益的腐敗行為�！崩畛裳哉J為，“將非物質賄賂納入刑法調整范圍，在刑法中要明確規定非物質賄賂行為構成犯罪，同時要明確查處機關、認定標準。對可轉化的和已經轉化為物質利益的非物質利益，能追繳的要堅決依法追繳。”

　　“如果賄賂罪的客觀對象包括‘非物質性利益’，也存在諸如非物質利益范圍如何確定，司法機關如何調查取證，以及如何確定數額和如何量刑等等具體問題�！蓖跣∶髡f，“在界定賄賂罪的對象范圍時，應考慮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可行性等因素，但根本上還是要看行為的社會危害性�！�

　　王小明還指出，“既然懲處非物質賄賂成為共識，就應借鑒他國和地區成功的經驗，結合我國具體國情，盡早修訂刑法、完善司法解釋，嚴密法網，讓非物質賄賂犯罪無所遁形�！�

　　當前，為加大對行賄受賄犯罪的打擊力度，有關立法機關應及時檢討賄賂犯罪的法律條文，將行賄受賄罪的內容擴大到物質利益和非物質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