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5月24日電 最近發生的校園惡性案件，引起了公眾的震驚、憤怒和警惕。新一期《學習時報》刊登署名為沈士光的文章《應重視和解決社會倫理緊張問題》。文章指出，這些事件的發生，從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信號和警示，提醒關注當前的社會倫理緊張問題，并期望引起各級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

　　文章說，和諧的社會倫理關系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信任、互助和友愛，階層之間寬容、包容與合作之上的行為自覺狀態。社會穩定的前提必然建立在社會各種倫理關系和諧的基礎之上。相反，社會不穩定則反映在人與人、不同階層和群體之間的倫理關系趨于緊張。

　　文章認為，社會倫理關系緊張首先表現為家庭親情疏離現象的增多。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傳統的家庭結構開始瓦解。累世同堂的大家庭結構逐漸被核心家庭結構所替代。核心家庭結構不僅面臨著個人成長過程中倫理關系處置早期實踐層面的缺損，而且也面臨著社會變遷過程中地位流動造成的生存困境。大多數的社會成員生活狀態有較大的提升，而少部分社會成員由于各種原因被“擠出”了主流社會，成為弱勢群體。

　　文章說，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原則是以人的能力決定社會流動的方向和在社會中的地位，再加上社會轉型期間各種資源配置存在著較大的制度缺失，各類群體對社會不公正的主觀感受和評價不斷放大與泛化，加劇了陌生化社會的情感冷漠和倫理對立。

　　文章說，社會倫理關系緊張的最后惡果歸結到抱怨權威，甚至產生個別極端報復社會的行為。盡管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人民群眾總體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改善，但由于主客觀多種原因，極少數個體生活改善幅度、速度不大和不快。在歷次的市場化改革中，一部分群體的利益并沒有因改革而獲利，相反產生了相對剝奪感的心理。

　　文章稱，社會固然還未發展到普遍性的倫理對立，近來所發生的校園惡性案件也僅僅是極少數的個案，但這種社會倫理對立的端倪卻不能不重視。緩解和稀釋社會倫理緊張狀態的路徑，應該從增加權威分配的公平性方面著手，減少社會倫理沖突，不斷強化社會信任和增強對問題家庭的疏通。

　　第一，增強權威組織分配的公平性，應該成為各級政府部門未來一個階段的共識，有兩方面的工作需要同時進行：

　　——切實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即在初次分配領域提高勞動收入在 GDP中的比重，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完善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提高個稅起征點；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支出在政府總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等等。

　　——改變決策過程中決策者以自我為主導的“內輸入模式”，廣泛尊重民意、體現民意，絕對禁止強勢推進人民群眾不贊成、不擁護、不支持的改革方案，力避改革出現“數量悖論”，讓最大多數人享有最大程度的改革成果。

　　第二，促進不同階層和群體之間的和諧共處。各級黨委和政府應努力將促進不同階層和群體之間的和諧共處作為未來執政過程中一項重要的任務，避免因階層分化而引起的群體沖突。隨著“機械團結”的同質化社會結構的消解，如何構建異質化社會結構的“有機團結”已經迫在眉睫。社會整合的有力武器是不同階層共享“共容利益”，增進“非同質內聚”。因此，各級執政者應首先努力提供、開發和豐富公共領域資源；協調和平衡各種不同利益，而不是代表其中一個階層的利益。

　　第三，形成公平競爭的社會評價機制。市場經濟的競爭具有殘酷性這是毋庸置疑的，正因為它的殘酷性所以應更加注重其公平性。首先，堅決約束各級執政者在公共資源分配上的自為性，克服過多消費社會公共資源的不當行為，消除公眾的不信任感。其次，建立公平競爭機制。

　　第四，利用各種資源和力量減少由于家庭突然變故衍生的社會矛盾。各級執政者應動員各種社會資源，利用執政者自身優勢和社會力量多種渠道減少由家庭親情疏離引發的社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