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名相約集體自殺的青年農民工的骨灰19日從他們的打工地――東部沿海的浙江省臺州市被送回西部四川的家鄉安葬。而另一名自殺未遂的農民工阿友悲痛之余，仍然想著尋機自殺。

　　5月4日晚，阿友和堂哥陳建、好友李鑫在未和任何人發生沖突的情況下相約集體服毒自殺。21歲的陳建和19歲的李鑫經搶救無效身亡。

　　而在之后的半個月里，同樣是20歲出頭的打工者祝晨明、梁超相繼墜樓自殺，將富士康公司今年以來的“九連跳”自殺事件推至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

　　從三名四川籍“90后”農民工相約集體自殺，到富士康半年內的“九連跳”，中國新生代農民工自殺事件頻頻發生，讓人們對這個群體所面臨的生存壓力和心理健康問題投以更多關注。同時，也暴露出社會轉型期中國社會新階層管理的新難題。

　　相約自殺前，阿友正在學習美發，陳建正在學習廚藝，李鑫則靠送外賣掙錢。三人境遇相似，都是跟隨打工的父母而來的農民工子弟。

　　由于沒有穩定的工作，各方面又不如留在家鄉的其他兄弟姐妹，陳建和李鑫是父親經常打罵的對象。而阿友則終日和這兩位朋友徹夜不歸。他的母親說，雖然平時忙于生計，家庭溝通非常少，但對兒子十分疼愛，“打工的錢自己用，吃穿用全部是我們的。”

　　“沒有留下遺書、事發之前也沒發現任何異常。”阿友的母親說，至今她都想不明白兒子為什么會萌生自殺的念頭。兩名死者的父母也說，兒子自殺前，并沒有被打罵過。

　　周圍的人普遍認為他們的脾氣不太好，做事也不夠勤快。曾和兩人共事過的美發師阿杰說，“陳建脾氣比較暴躁，好像受不了委屈，阿友比他好一點”，至于做事，“就是叫一下才會動”。僅做了一個月學徒工，兩人便和老板起了沖突并離開。

　　“家庭溝通不暢、人際交往匱乏、理想和現實存在差異、想走捷徑等因素，使他們心存壓抑。”臺州市中心醫院精神衛生科主任醫師楊伯泉表示，因為在現實中看不到未來，而又沒有及時從自己身上尋找原因，導致他們最終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一種消極的歸宿。

　　楊伯泉認為，80、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打工者，相當一部分人存在著性格脆弱、意志力不強、認識狹隘、經不起生活的磨難等問題。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困惑已經成為當前中國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嚴峻問題之一。

　　伴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跟隨父母來到城市生活、工作。以浙江省為例，從2000年到2009年，每年的外來農民工數量以近20%的速度遞增，現在，全省外來農民工的數量已達1944萬。

　　然而，與第一代進城的農民工懂得勤勞致富，明白“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道理不同，新生代農民工的吃苦意識大大削弱。作為典型的農民工二代，他們從小在城市長大，沒有吃過農村的苦，向往城市的生活卻無法真正融入其中。雙重身份使得他們既對農村缺乏感情，又對城市生活充滿迷惘。

　　浙江省社科院社會學問題專家楊建華曾經參與過一個關于“中國農民工的生存狀況”專題調研。調查結果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不僅在經濟上承受著低收入、高消費的困惑，在精神生活上也存在巨大的焦慮和壓抑。

　　臺州農民工相約自殺和富士康“九連跳”也許還是個體案例，但不可否認，也是中國新生代農民工面臨困境的集中體現。大批人口向城市遷移，卻缺乏相應的、完善的社會管理機制配套，許多外來打工者其實被遠遠地擋在了城市的入口外。

　　家人的過高期望和簡單粗暴的教育，本地人對他們的上學、用工歧視，以及向上流動空間的缺乏，導致在城市成長、向往城市生活卻無法融入其中的二代農民工產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和人格扭曲。

　　楊建華說，如何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生活和精神上的問題，如何保障他們享受應有權利，這是全社會都應該關注的內容。

　　“社會的進步是建立在每個個體生活改善、社會地位提升的基礎上的。”楊建華說，健康的個性人格和健全的社會管理制度，不僅能幫助新生代農民工實現城市生活夢想，同時也能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和源泉。（記者段菁菁　 張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