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上受到高生活成本擠壓，精神上缺少成熟的價值觀，我們電子信箱的來信中，一位自稱“中等收入者”的讀者，訴說了自己物質、精神的狀態，以及自我認同的種種困惑。

　　實際上，這樣的困惑，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國中等收入者群體面臨的普遍困惑。一系列調查顯示，中間階層的幸福感較弱，“孩奴”、“房奴”等種種討論，應運而生。而物質生活上的不確定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他們的自我實現：向上流動的渠道不夠通暢，未能形成屬于自己的文化趣味，未能承擔起對社會應盡的責任等。

　　如何保證中等收入群體的生活，提升其幸福感？如何促成中等收入群體在文化、社會上找到自身的定位和價值？本期“時事觀察”，繼續聚焦這一新興人群。

　　讓中等收入群體更穩定更輕松

　　楊宜勇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讓中等收入群體更加穩定和輕松，政府有責任，中等收入者自身有責任，企業也有責任。現階段需要多層次完善分好 “蛋糕”的制度。”

　　在我國，現階段社會對中等收入者的認同度不高，其中有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也有中等收入者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問題。

　　我們收入分配改革思路是“提低、擴中、調高”，從市場經濟的理論和國際治理經驗來看，政府最有效的作用領域在于“提低”，比如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線、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這主要是政府的事情。政府次有效的作用領域在于“調高”，而“擴中”的效果最不直接，因為“擴中”不是靠政府直接發錢，而是要靠勞動者人力資本的提高。換句話說，農民工只有通過不斷學習，成為中級以上的技術工人，才有可能成為中等收入者。所以，“擴中”的效果比較慢。目前政府特別重視發展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特別重視發展科學技術，特別鼓勵自主創新和自主創業，其實都是“擴中”的有效措施。

　　然而，在我國認同自己是中等收入者的群體中，怨言也逐漸增多。一方面與房子有關，房價的確上漲太快，許多中等收入者都宣稱自己成了“房奴”；另一方面與轎車有關，油價和停車費也迅速上漲，許多中等收入者都宣稱自己準備棄車乘公交上下班。近年來全球都出現類似的中間階層的憂慮。金融危機前年收入在2.5萬到7.5萬美元的美國人當中，50%的人表示他們對個人財務狀況感到“擔憂”，10%的人表示“很擔憂”。金融危機后，美國中間階層房地產價值大幅度縮水。

　　以往的經驗是，中等收入者群體的規模與經濟周期有關，經濟上升期比例就高，經濟下滑期比例就低。中國目前的高房價和高物價，一方面造成中等收入群體的縮水；另一方面嚴重影響了中等收入者的生活質量。所謂擠壓中間階層，就是客觀上使得中等收入者在減少，主觀上對中等收入者的認同率進一步下降，這種趨勢我們必須給予高度的關注。

　　中等收入群體的幸福有三個來源，一是干得好，二是掙得好，三是花得好。政府如何穩定和擴大我國中等收入群體？重點有四個：一是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形成越來越多的專業化人士，形成一個高效的職業社會；二是鼓勵創業，打破壟斷，減少巨富，讓更多專業人士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三是著眼于低收入者的素質和能力建設，提高他們在個人工資談判過程中用腳投票的能力；四是加快推進工資集體協商談判，提高普通工人在工資談判過程中用手投票的能力。除了這些重點以外，還可以考慮對中等收入群體適當減稅。減稅的焦點也不一定就是提高個稅起征點，也可以在起征點不變的情況下考慮適度降低各檔的稅率。

　　除了各級政府要進一步切實控制房價以外，中等收入者也是可以自我釋壓的。比如如何減少“房奴”？一般說來，房貸超過家庭月可支配收入的40%才能稱之為“房奴”。拒絕“房奴”，可以選擇租房。以北京市為例，目前租售比已經達到1∶600—1∶1000，租房肯定比買房合算。所謂租售比是指每個月的月租與房屋總價的比值，國際上用來衡量一個區域房產運行狀況良好的租售比一般界定為1∶300。租售比1∶300以上，中等收入者買房合適。1∶300以下，中等收入者租房合適。不能把買房作為住有所居的唯一選項。

　　讓中等收入群體更加穩定和輕松，不僅政府有責任，中等收入者有責任，企業也有責任。政府有責任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不能讓財富成為群眾的負擔，不能讓中等收入者成為“房奴”和“車奴”。中等收入者不能只等靠要，一方面要不斷學習，另一方面要不斷創造，未來創造比制造更加重要。企業也要讓中等收入者更多分享發展的成果，適度共享企業的利潤。上述三方不僅要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現階段只有多層次完善分好 “蛋糕”的制度，才能進一步提高中等收入者做大“蛋糕”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