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實踐中，大量行賄人不被處罰的問題，影響惡劣，危害很大。”在此次全國人大會上，來自安徽的全國人大代表汪春蘭帶來了一份《關于結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完善我國賄賂犯罪立法的議案》。

　　汪春蘭透露，此議案是上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童海保起草的，童海寶曾任馬鞍山市金家莊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他們結合當前反腐敗實際情況和經驗積累，加上細致的調研，又邀請法律界同仁、社會學者等共同探討，“汪代表閱后又進行充實完善，此次向全國人大提交。”童海寶說。

　　汪春蘭發現，相對于受賄罪的處罰而言，對行賄行為人追究刑事責任的相當罕見。

　　負責起草此議案的童海寶認為，在犯罪學上，行賄與受賄是一種“一對一”的對合關系，有行賄必有受賄，而有受賄則須有人行賄。許多國家基于對賄賂犯罪性質的認識，將行賄受賄同罪同罰，甚至有的國家將行賄稱為“積極腐敗”，而稱受賄為“消極腐敗”。

　　但是，在我國刑法中，行賄和受賄不僅不同罪不同罰，而且行賄罪與受賄罪在處罰上也極不對稱。我國刑法立法上對行賄罪與受賄罪在刑罰處罰規定上輕重迥異，可謂“陰陽兩地”、“一生—死”。

　　究其原因，童海寶認為，這是基于司法功利的考慮。由于查處受賄罪的難度較大，大都是“一對一”的證據，辦案時往往從查行賄入手，需要通過行賄人提供的事實去證實受賄人的犯罪事實。因此，承辦人在做行賄人工作時常會給予一定策略上的從寬，有的在心理上還會給予一定的寬容；另一方面是出于認識上的偏狹，認為行賄人是有求于人，受賄人是人求于我，后者危害更大。殊不知行賄者也不是天生的受害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行賄人多是自愿的“尋租者”，是“加害人”，是不達目的不罷休、專叮“有裂縫之蛋”的“蒼蠅”。

　　議案建議，處罰形式中除現行刑法規定的“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外，增加罰金刑，并規定可以附加或單獨適用。這樣，既可以和受賄犯罪界定保持基本一致，也有利于偵查機關加大對行賄犯罪的查處力度及進行政策攻心。本報記者 辛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