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組織里的中國新勢力
【提要】2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民被任命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特別顧問,這是迄今為止中國人在IMF中擔任的最高職務。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面孔亮相國際組織,正在成為中國崛起背景下的一個新趨勢。他們的真正過人之處在于,大多精通幾門語言,通曉中國國情,深諳世界組織游戲規則。但衡量一個成功的國際組織掌舵者的標志,卻是忘記自己的國籍,做一個勤勤懇懇地為全世界服務的國際公務員。
朱民出場
“特別顧問一職可能只是過渡性職務,朱民不排除未來出任IMF副總裁的可能”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劉俊發自北京 在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民面前,新的舞臺正虛位以待。
5月3日,他將正式就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特別顧問。IMF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在2月24日宣布了這一任命。
這是迄今為止中國人在IMF中擔任的最高職務,也是繼林毅夫擔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后,又一位中國人在國際金融組織中擔任要職。
“這一最新信號表明,中國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話語權越來越大。”任命當天,英國《金融時報》網站如是評價。
期待已久的亮相
“總裁特別顧問是一個職能較廣泛的職位,將主要負責一般政策和內部管理事務。”IMF駐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維韋克·阿羅拉接受本報采訪時說。
但原本,朱民曾被寄予更高的期望。去年10月,朱民辭去中國銀行副行長職務,調往央行任副行長,外界紛紛猜測此舉是中國要把他培養成IMF副總裁。
一直以來,IMF和其他國際金融機構領導層是發展中國家的痛。在長期非政治協議下,IMF總裁職位長期由歐洲人擔任,美國把持著世界銀行總裁的提名權,日本人則長期領導亞洲開發銀行,迄今尚無中國人在國際金融高層擔任職務。彭博新聞社網站認為,IMF任命朱民為總裁特別顧問,反映出亞洲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與日俱增的全球影響力。
喝倒彩者不乏其人。《華爾街日報》援引IMF前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的話說,朱民不應該獲得這一職位,除非中國同意人民幣升值。
不過,如果聽到中國駐IMF前執行董事張之驤的話,約翰遜要失望了。“特別顧問一職可能只是過渡性職務,朱民不排除未來出任IMF副總裁的可能”。有先例可循。張之驤回憶,在IMF,特別顧問并不是常設職位,此前僅有日本人杉崎重光在1994年至1997年擔任過此職位。1997年后,杉崎重光升任IMF副總裁。
目前,IMF的三位副總裁分別是來自美國的約翰·利普斯基、日本的加藤隆俊,及來自巴西的穆里洛·波圖加爾。其中,利普斯基和波圖加爾的任期將于2011年結束,加藤隆俊即將卸任,其職位將由原日本財務省財務官筱原尚之接替。
水到渠成
成立于1945年12月的IMF是與世界銀行并肩的世界兩大國際金融組織之一,目前有184個國家參與,通常在各國發生危機時,IMF扮演“救火隊長”的職務,被視作全球央行的央行。中國目前在IMF中只有執行董事,尚無擔任重要職務者,這與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很不相稱,朱民此次出任總裁特別顧問可謂水到渠成。
“朱民有過多年的海外經歷、有比較豐富的國際經驗,又長期在國內大型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擔任重要職務,熟悉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國情,朱民是就任IMF職位的合適人選。”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說。
盡管在國內,朱明的知名度遠沒有林毅夫高,但“在國際金融圈是位令人尊敬的人物”。他在今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的出色表現,佐證了英國《金融時報》對他的這一評價。當時,朱民為人民幣匯率的“穩定”進行了辯護,并警告美元匯率波動將威脅全球經濟復蘇。
把時光倒退到10年前,中國在達沃斯根本沒人關注。“交接面很小,就是參加這個會議,基本也沒有什么發言。”在最近的一次媒體采訪中,朱民說,“原因有兩個——中國本身的量當然也不大;大家覺得這是兩個世界。”
但到2007年,達沃斯已經把中國和印度放在一起討論。“盡管印度做了一個很大的宣傳,但是所有人談的是中國。”朱民認為,2007年達沃斯上關于世界權力結構變化的討論相當超前,“對中國是給予了過多的期望”。
金融危機之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中的作用日益增強。IMF組織架構和權力分配已不能適應于已經調整了的世界經濟格局。其中,擴大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成為IMF面臨的一個新課題,去年以來,卡恩曾在多個重要會議和論壇上表示,將提高發展中國家在IMF中的話語權。為了尋求中國官員在全球政策問題上的幫助,IMF甚至軟化了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口吻。
眼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IMF投票權比例為57比43。其中,美國所持份額為17.4%,唯一擁有否決權。而中國僅為3.72%,甚至低于法國的4.94%。去年9月,二十國集團同意將發展中國家的投票權從43%至少提高5個百分點。
學者型官員
現年58歲的朱民是中國典型的學者型官員——長期從事經濟金融理論研究,并具有豐富的金融實踐和管理經驗。
去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朱民曾跟主持人Wolf開玩笑說:“非常感謝Wolf先生說我是一個經濟學家而不是一個銀行家,現在做經濟學家的頭銜是比銀行家要好聽得多的。”
在國內,朱民經常以經濟學家身份出席各種金融論壇和組織活動,對國際金融形勢和宏觀經濟問題發表評論、建言獻策。去年3月,朱民還出版了一本名為《改變未來的金融危機》的著作,對次貸危機及其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進行了完整分析和闡述,并預言后危機時代的世界格局——“危機遠遠沒有結束,舊世界再也回不去了,實體經濟的恢復還有漫長過程”。
實際上,朱民既是海派經濟學家,又是實干銀行家。
和許多在國際組織擔任要職的高官一樣,朱民海外求學經歷相當豐富。1982年畢業于復旦大學經濟系,1985年赴美留學,先后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公共行政管理碩士學位、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89起任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員。1991年,朱民出任世界銀行總部政策局經濟學家。
在普林斯頓大學求學期間,朱民曾師從保羅·沃爾克。而保羅·沃爾克曾在卡特和里根總統任上擔任美聯儲主席,留下鐵腕治理通脹的聲譽。目前是奧巴馬的經濟顧問。
國內實踐經驗同樣不菲。1996年,朱民回國加盟四大商業銀行之一的中國銀行,在中行集團的重組上市過程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曾任中銀香港重組上市辦公室主任,在2002年負責其重組和首次公開募股。2006年,朱民受命負責中國銀行集團重組和150億美元的首次公開募股。2006年8月起,朱民開始擔任中國銀行副行長。
在中行內部,工作人員稱其“業務能力強,為人和藹”。在公眾場合,朱民則表現得能言善辯、富有幽默感,處事方式稍顯“西化”,頗有紳士風范。
朱民的使命
即便升任央行副行長,朱民仍未放棄理論的探索。去年年底,他發表《危機后全球金融格局十大變化》一文,強調2010年將是從根本上改變全球金融格局的一年。而履新IMF要職無疑為他改變這一格局提供了最好的契機。
接近央行人士認為,作為一名有國際經驗的學者,如果能夠履職IMF,朱民下一步將承擔重要的使命。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把IMF改革與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綁在一起,借助IMF改革的契機,為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的利益。
朱民自己也這么認為。任命當天,朱民表示,“愿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新興經濟和亞洲經驗融入IMF,和IMF的同事一起共同推進全球經濟的持續增長和金融穩定”。因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IMF和亞洲國家之間的關系曾一度惡化。
在這方面,朱民早就有了更具體的規劃。在今年的達沃斯論壇上,朱民提出“重構世界貨幣體系是一個議程”,“中國必須是整個國際體系構建的一個主要和積極的參與者,并且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同時,朱民也強調要有一個平和的心態。“還得看到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整體的經濟規模,塊頭是大了,但是絕對量還是有限的——中國去年是30萬億人民幣,算成4.4萬億美元左右,在全世界GDP的比重是6%,美國是25%。”
在朱民看來,比治理結構更加重要的是讓所有人都參與進來,參與對話和決策進程,平等地解決各種問題。因為“最終投票權雖然有所增加,但IMF還是由美國和歐洲國家所主導”。
外界預計卡恩將于明年離開IMF以競選法國總統一職。《華爾街日報》認為,下一任IMF總裁很可能來自歐洲以外的地區,這將是該組織歷史上的第一位非歐洲領袖,而朱民則可能擔任代理常務董事。(查文曄、牛琪、王宇、劉詩平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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