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制造了垃圾圍城

　　“這組照片不是為了拍垃圾場有多么臟和臭，而是想探討垃圾周邊的自然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是怎樣的關系”，在拍攝過程中，最讓王久良心痛的是“無良的人心”。

　　王久良的地圖上標記了400多個垃圾場，而目前北京僅有6座垃圾轉運站、13座垃圾掩埋場和3座綜合處理廠。“大多數都是野垃圾場，數不勝數”。

　　據王久良調查，北京的“野垃圾場”大多是采沙取土后留下的大坑。一些地方把這些大坑向私人出租賺錢，承租者則把大坑用于傾倒垃圾，一車收取幾十塊費用，這比正規(guī)的垃圾掩埋場便宜了不少。但與正規(guī)垃圾場相應的垃圾分類、防滲漏、防揚塵等措施比，這些野垃圾場一埋了之，當大坑填滿后，污染很可能使附近地下水和土壤永無寧日。

　　早在2007年，就有媒體報道，在北京通州區(qū)宋莊鎮(zhèn)管頭村，買主花500元就可以買下一畝地30年的使用權，再聯系村外的企業(yè)，以一車垃圾30至50元的價格收購回填。由于垃圾里有很多工業(yè)鹽棉，埋在地下幾十年也不會腐爛，土地無法耕種。

　　2009年末，在豐臺區(qū)長辛店鎮(zhèn)辛莊村南營西隊又爆出當地村民舉報垃圾車頻頻進村傾倒，三四天之間在村內至少形成了三大片垃圾場的新聞。不堪忍受的村民攔截并扣留了7輛運垃圾的貨車。

　　在拍攝過程中，王久良不只一次看見印著“北京道路養(yǎng)護集團”或是“環(huán)衛(wèi)”標志的垃圾車為這些野垃圾場“添磚加瓦”，他覺得十分諷刺。

　　追蹤垃圾場的誕生壯大的同時，也在見證美好事物的消失：一個收益不錯的魚塘，幾個月后就可能變成了一個垃圾場，因為“倒垃圾比養(yǎng)魚更賺錢”；一片濕地被填埋、整平，直至開發(fā)；在GOOGLEEARTH的記錄里，一個垃圾場所處的位置2005年前還是一片水田。“這些人為了一點點利益就什么都不顧了”。

　　揭露真相的拍攝自然觸及不少人利益。順理成章，王久良和紀錄片攝影師樊雪崧也成了不受歡迎的人。和善的問一聲有沒有記者證，沒有就謝絕拍攝；“好心”的則煞有介事地告知“如果某一天政府找到你，別怪我沒告訴你”；他甚至遇到提刀攆、放狗追。后來，王久良總結了審時度勢、默不說話、拍完迅速走人的戰(zhàn)斗經驗。但在朝陽區(qū)孫河鄉(xiāng)的一個垃圾山上，還是被涌過來的十幾個青年團團圍住，揚言要把相機砸爛，逼得他最終刪掉所有照片才脫身。

　　一次拍攝途中，摩托車打滑，王久良重重摔在了路上，足足滑了七八米遠。這個33歲的小伙子差點當場哭出來，因為覺得自己是那么微弱、無力，甚至懷疑自己做的一切是否有意義。

　　“生活就是這樣子，你說我們是逃避，推卸責任，還是勇敢面對，試圖解決這個問題？”王久良選擇了后者，“還是那句話，發(fā)現了問題，就不要再冷漠。”

　　燒，還是不燒？是一個問題

　　據媒體報道，北京日產垃圾1.84萬噸，每年的垃圾產量仍以8%的速度增長。而北京填埋垃圾所耗土地資源相當于每年消耗500畝土地，4年之后現有垃圾場將被全部填滿。而去年4月1日《人民日報》援引住建部的一項調查表明，全國600多座城市，有三分之一以上被垃圾包圍。全國城市垃圾堆存累計侵占土地5億平方米，相當于75萬畝。

　　可用于埋垃圾的土地越來越少，而人們產生的垃圾越來越多。“焚燒”成了政府對付“垃圾圍城”的主流想法。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的相關負責人近日表示，北京現有垃圾“處理方式過于單一，加之目前實現垃圾分類處理有難度，對于北京這樣土地資源緊張的城市，采用焚燒處理，尤為重要”。據統計，垃圾經過焚燒之后體積是原來的五分之一，重量只有原來的十五分之一，可以有效地達到垃圾減容的目的。

　　2008年7月，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燒廠建成并投入試運行，宣告北京垃圾“焚燒發(fā)電時代”的來臨。2009年3月，北京市政管委會負責人表示，要在2015年實現40座設施的建設，其中，將加快5座垃圾焚燒廠的建設。

　　“我絕不是主燒派。”王久良一直擔心自己的照片會被主燒派當作“焚燒有理”的論據。事實上，關于垃圾焚燒產生二噁英的爭議在現實生活中從來沒有休止過。

　　在北京，近一年來，不論在海淀的六里屯，還是在昌平的阿蘇衛(wèi)，凡準備修建垃圾焚燒廠的規(guī)劃一旦出臺，都引來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彈。在居民眼里，即便有關專家一再論證焚燒技術的安全性，但他們也不能回避中國的垃圾焚燒在垃圾分類等前處理階段遠不如發(fā)達國家的事實，“國外一個爐子一天燒幾十噸，我們一天成百上千噸，污染能一樣嗎？而且，大多數時候是拉來就燒”，家住阿蘇衛(wèi)附近的扶佰勤說。

　　“為什么垃圾焚燒廠試運營就進入與人類比較緊密的地方？試什么？試發(fā)電？還是試對周邊有沒有影響？有影響怎么辦？幾乎是個不可逆的事情。”王久良查過資料，焚燒垃圾會產生近30倍體量的氣體進入大氣，“完全是得不償失”。

　　但王久良也不承認自己是反燒派。因為他清楚“北京實在沒有這么多地能夠用來掩埋垃圾”，而整個環(huán)衛(wèi)部門已經超負荷運轉，“處于疲于奔命的狀態(tài)”。據統計，北京市現有垃圾處理設施設計總處理能力每天1.03萬噸，缺口約達每天8000余噸。

　　“這東西，掩埋有掩埋的不是，焚燒有焚燒的不是。”王久良苦笑道。

　　或許方向是錯的

　　“你沒有更好的技術取代它(垃圾焚燒)，除非你不產生垃圾。”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員會的高級工程師王維平曾論證焚燒勢在必行。

　　因此，王久良把矛頭指向了消費主義，“那只有盡可能少產生垃圾！”他原本是想拍一組消費主義題材的作品，通過作品使人們反思過剩的消費欲，拍攝垃圾只是為那組作品做背景交代，沒想到拍著拍著發(fā)現把“背景”拍成了主題。但他仍然認為，消費至上的觀念大行其道，才是當今社會“垃圾圍城”的根本原因。

　　一次拍攝中，王久良在一個垃圾回收站目睹了重達100噸的肯德基垃圾。這堆小山似的滿印著肯德基爺爺頭像的垃圾被砌成一個規(guī)則的長方體，長10米，寬5米，高4米。回收站主人告訴他，他正等著別人來買。幾天后王久良再去那個回收站時，已空空如也。但主人不告訴他垃圾的去向。如今王久良拒絕吃麥當勞和肯德基，哪怕一個漢堡、一根雞翅。因為他不僅擔心那座小山的去向，還不明白生產那100噸垃圾的水和木材是從哪兒運來的。是美國，還是中國？想想他就覺得可怕。

　　現在住賓館，他再不使用賓館一次性的用具，寧可打赤腳也不穿賓館的一次性拖鞋。邏輯很簡單，“打個比方，一包薯片，你可以選擇吃或不吃；一杯奶茶，也可以選擇喝或不喝。不吃薯片，不喝奶茶，你又死不了。”王久良說。

　　但在消費主義泛濫的今天，在一切以GDP為導向的時代，王久良這樸素的愿望要實現是何其不易。這個山東漢子反問，“難道你不覺得，整個社會的方向或許就是錯的么？”他希望政府能看到這一點，好好停下來想想，“改變觀念比下狠手處理一兩個垃圾場有用得多”。他也期盼有更多的人能看到他的作品。為此，他放棄了《垃圾圍城》的版權。

　　自從《垃圾圍城》獲獎后，媒體蜂擁而至，南方一家知名報紙的記者表示可以推薦目前偶爾還要靠圈子里好友接濟的他當攝影記者。但他婉言謝絕了，因為他還想再說點自己想說的東西。

　　王久良覺得，自己的事業(yè)承載了很多人的希望，這或許就是他的歷史使命。“我看到了一個事實，說出我自己想說的話，壞人心里有所顧忌，社會變得好一點點，我就覺得這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