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之困、出行之難、經濟結構、世博安保……兩會上，代表委員們積極遞交議案、提案，聚焦萬眾矚目的熱點，引發了與會者的熱烈討論。像“新老娘舅”柏萬青代表，就一次提交了20多份議案和書面意見，其參政議政的熱情，令人稱道。

　　提案、議案數量多，能全面地反映和關照方方面面的問題，是好事。提案議案提出一個問題，質疑一種不合理、不公正的現象，也是很有價值的。與此同時，我們更欣喜地看到，提案議案里面，“求解”的干貨也越來越多，充分體現出代表委員參政議政的能力在不斷提高。比如，就今年重中之重的工作——辦世博會，代表委員們已經遞交的議案提案中，有大量聚焦“如何辦好世博會”的內容，其中既有就目前存在的問題“挑刺”的，也有提出合理化建議的。比如，張載養代表在指出“中國館可能接受不了所有參觀者”的問題后，提交了他認為可以緩解這個矛盾的三項措施，昨天本報兩會特別報道專版詳細報道了他的建議。像類似這樣立足于問題“求解”的議案，并不少。

　　我們知道，兩會一年一次集中討論本市各項發展問題和民生問題，開會時間緊，浪費不得，所以公眾才會希望代表委員不要說虛話、套話，因為那樣參政議政，不利于解決問題；而對講問題能切中要害、擊中時弊的代表委員格外喜愛，因為問題提出來了，才有解決的可能。

　　兩會年年開，那些敢于質疑、能尖銳地談點問題的代表委員，往往更受媒體關注。但隨著民主政治進程的推進，以及網絡媒體的發展，現在一般地談點問題、質疑一番已不是什么能讓人眼前一亮的事了。公眾可能更希望看到，越來越有知識、有能力的代表委員們，在參政議政意識不斷加強的情況下，能利用自己的專業背景、行業背景、工作積累等，就發展問題和民生問題，不僅做一些“發現問題”的工作，更做一些深入“求解難題”的工作。比如，求解困難群體“住房難”，陳靖代表就經適房申請門檻的問題，在工作中發現了“中心城區居民人均居住面積‘達標’，收入卻往往‘超標’；而偏遠地區的居民收入‘達標’，而人均面積卻‘超標’”的情況，建議“政策制定應根據上海各個區域的不同特點，制定出符合區情的經適房標準”，是比較有針對性的。“十年前，互聯網時代，上海已經錯過了馬云。物聯網，上海不能再錯過了！”這是政協委員李飛康在今年兩會上的聲音，他的提案是《關于建設兩個中心上海發展物聯網要迎頭趕上的建議》。應該說，正是李飛康委員“求解發展”的努力，催生了這個提案。

　　假如越來越多的代表委員，都能進一步地思考和調研，提交更多有深度的“求解式”提案議案，求解發展、求解民生，那些教育難題、經濟難題、交通難題等等，恐怕才會一步步得到解決，代表委員盡責的努力，必能真正換來民生福祉。(秦楚)